产于歙县南乡。纱面韧性足，咸淡适宜，口味纯正，宜于久贮。倘若来年开春天暖多雨，纱面返潮，只须包块生石灰搁入坛中，即可使其脆燥如初。

纱面制作过程如下：先用盐水和面，揉透揉匀，搓成条状，涂上菜油盘放盒中。片刻，再搓成细条，均匀交叉绕在两根长约尺余的芭茅杆上，一挂为一款，在保温的稻桶中静置半小时后移至户外的面挂上，下架后盘成饼状，晒干即成。

揭开汉南纱帽山遗址“汉阳人”的神秘面纱

“汉阳人”头盖骨化石是1997年在汉南区纱帽山古文化遗址附近的沙滩上发现的，这是继1956年长阳人上颌骨化石，1975年在郧县梅铺和1976年在郧西县白龙洞发现直立人牙齿化石，1989年在郧县曲远河口发现直立人头骨化石后，在湖北省内旧石器时代的又一重大发现。

（汉南纱帽山遗址的“汉阳人”头盖骨化石）

1997年1月上旬，在离纱帽山古文化遗址50米处的沙滩上，汉南区环保局干部毛凑元到长江边晨练时拾到。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汉考古》主编李天元研究员与张松平一同前往纱帽山现场调查。在毛凑元的“收藏品”中，李天元研究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经湖北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观察、研究、鉴定，认为毛凑元拾到的头骨化石保存有额骨和左右顶骨，枕骨沿人字形脱失。额结节和顶结节明显，眉梢较弱，骨睫较薄，骨质纤细，当为女性个体，年龄在 30岁左右。其形态特征与现代人头骨相比较，颅顶较低矮，额骨鳞颌明显向后倾斜，颅骨最大宽位于颅侧壁中部，明显比顶结骨位置靠下，额骨弦与顶弦长度相等（现代人顶骨弦较长），颅中壁较厚。这些特征明显比现代人原始，而与北京猿人头骨相比较，额颌明显隆起，额鳞前部较陡直，颅顶较高。颅骨最大宽位比北京猿人较高（北京猿人在耳孔上方）。颅顶脑动脉后迹分支复杂，更接近现代人。这些特征，明显比北京人进步。

1997年4月10日李天元研究员亲携头骨化石标本赴北京，请有关专家对头骨化石作进一步鉴定。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代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员贾兰坡教授，对标本的某些原始特征予以高度重视，其同事山顶洞人研究者吴新智教授、元谋人牙齿化石研究者、中国地质博物馆胡承志教授、金牛山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者及研究者北京大学考古系吕遵谔教授等也分别观看了头骨化石标本。吕遵谔教授还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标本室对比资阳人和山顶洞人模型、现代人头骨等进行了观察和测量。

教授们一致认为，纱帽人遗址头骨化石确定有一定的原始性，可能处理晚期智人比较早的阶段。与北京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时代相当。是年4月14日，新华社以《湖北省首次发现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头骨化石》为题播发了有关头盖骨化石的新闻，称在中华民族发现的诸多古人类祖先中，又添了一名最新成员，距今有1--5万年的历史，填补了湖北省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纱帽山地区原属汉阳县管辖，遵循因地命名的原则，将在汉南区纱帽山发现的人头骨化石命名为“汉阳人”。征询北京等地专家们的意见后，一致认为“汉阳人”即响亮、又贴切。

“汉阳人”头盖骨化石是在长江边的沙滩上发现的，显然是经过流水或其他外力搬运过的，已经脱离了原生地层。观察头骨的人字缝缘和旧的断缘，没有冲磨痕迹。据此分析，头骨的埋藏地点距此不会太远，纱帽镇一带方圆数里，基本上都是冲积平原。此段长江河床较宽且直，没有急旋与回流，推测头盖骨出自上游附近某一地点。

1997年6月4日，湖北省考古所约请了武汉市博物馆刘淼淼等人一同到纱帽山进行了调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炎贤、计宏祥二位教授也参加了这次调查。纱帽山是长江左岸的一座小山，高出附近地面约20米。山脚至长江水面高程约10米。汛期江水可淹至山脚。为保护古文化遗址，山半腰以下已有石砌护坡。

在护坡之上还保留了一部分断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层关系。第一层：地表上耕地层，厚约50厘米。第二层：历史时期文化层，厚160-210厘米；依据不同时代可分为2至3个分层。第三层：棕褐色条带，古土壤层，厚50-80厘米。计宏祥教授断定这一层古土壤条带为更新世的堆积物。第四层：基层。

在纱帽山遗址发现了更新世的地层堆积，它与“汉阳人”头盖骨化石有无联系，就需要进一步探索。1998年9月10日，调查组再次来到纱帽山，追寻这一层古土壤，在这一层中寻找化石或文化遗物。顺着这一层棕褐色条带向北追寻，穿越当地水厂的建筑物向北（下游方向）寻找，在纱帽山北坡发现一个地层剖面，这个剖面正朝向化石采集地点。

据介绍，这个剖面是近几年来建设施工新辟出来的。这个剖面的地层堆积情况如同前面的描述。在这棕褐色条带层中发现一件双台石核。现场观察，地层未经其他外力扰乱，是原生堆积，即是说石核埋藏于这层古土壤堆积层中。

观察石核的顶面和底面，均有平缓的凹陷，系磨蚀后形成的。底面凹陷呈圆窝状，顶面凹陷呈条状，均不像是自然力所造成的，与砾石面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认为它原来可能是一件励石。

由此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说明“汉阳人”可能已经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汉阳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就出自纱帽山的晚更新世地层中，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有待于在今后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寻找更多的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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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楚王城”的面纱

　　太和县宫集镇东殿村前不久被列入第五批省千年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名单。在这个古村落里，有一处文化遗址——殿顶子城址。据当地考古人员介绍，位于东殿村的殿顶子城址建造年代或可早至春秋中晚期，使用时代从春秋中晚期建城开始一直延续到两汉，东汉之后渐被废弃。殿顶子城址既是一段凝固而厚重的历史，也是楚考烈王时代的浓缩。殿顶子城址是安徽省第八批申报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址下面埋藏多少文物仍是个谜团，近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探和发掘，“楚王城”的神秘面纱得以逐渐揭开。

城址文化震撼世人

殿顶子城址位于太和县宫集镇，当地称为“楚王城”。由于“钜阳”“殿顶子”“楚王城”称谓由来已久，千年古村落宫集镇东殿村，建村时因处于“殿顶子”以东而得名，沿用至今，迄今有2000余年。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遗址区域大量东周至汉代遗物以及周边伍奢冢、东殿、阴阳城、干溪沟、灰角寺等诸多相关遗存的发现，引起了太和县文化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专项调查和研究，大多数考古专家认为殿顶子城址就是《史记六国年表》所载之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徙于钜阳”之楚都钜阳城遗址。

据太和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金亚东介绍，由于古代文献记载的阙略，楚都探索之路一直迷雾重重。殿顶子遗址的正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最早始于2003年，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亳州至阜阳高速公路建设而进行的。据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介绍，在《楚都钜阳城试探》一文中，对殿顶子城址此前的调查、勘探工作进行了较详尽的描述，其主要发现包括：殿顶子城址位于太和县宫集镇张营、靳楼、靳沟口三个行政村境内，紧邻西淝河南岸，面积约3平方公里(1.71.7公里)，地表遗物丰富。上世纪50年代，四周的城垣轮廓还基本清晰。经考古钻探，城址文化层堆积厚度0.9-2.5米。已钻探出的沟(渠)是纵横交错，长度有千米，宽2.5-6米，深2-2.5米。古水井星罗棋布，土井直径1.1米，深3.5米，井内堆积为瓦砾层，主要遗物是筒瓦、板瓦残片，纹饰有绳纹、瓦纹、乳钉纹和菱格纹等。考古发掘工作仅限于工程范围内，包括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上层为唐宋时期，下层为战国时期。出土遗物以泥质灰陶为主，红陶次之，此外有铜器、铁器等。专家认为，殿顶子遗址具备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文化特征。

201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继续参与了殿顶子城址实地调查、勘探和文物标本的登记、鉴定、拍照、整理等相关工作。通过区域系统调查、收集整理文物标本、重点地段勘探研究等方式，考古人员整理的文物标本总数达605件(套)，初步确认殿顶子古城遗址位置、范围、规模、环境、年代与文化性质等方面，与文献记载的楚都钜阳城十分吻合。

楚都迁徙留遗存

“钜阳”的记载最早仅见于《史记六国年表》，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徙于钜阳”。楚考烈王是否徙都钜阳？殿顶子遗址又是否即其所徙之钜阳？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学术课题。《辞海》记载：巨(钜)阳，古邑名。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自陈迁都于此。故址在安徽阜阳北。《太和县地名录》记载：朱庄乡靳楼村民委员会内有古城殿顶遗址，长约一华里，宽约半华里，高两丈许，据传为楚国故城塌陷，仅殿顶尚存。 《安徽近代经济史》记载：春秋时期，安徽境内的诸侯方国被楚、吴两大国合并，分据北、南，所以安徽又有“吴头楚尾”之称。以后吴为越灭，楚、越分据安徽。公元前333年，越被楚灭，楚占据安徽全境，并一度迁都于安徽的巨阳(今太和县境内)和寿春(今寿县)。至此经秦至汉的550余年，安徽全境处于一国或一朝的统辖之下。 《中国考古楚国墓》记载：战国时的安徽，是楚国向东扩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并有部分地区早为楚国所控制。到了战国末年，楚国因受秦国的威逼，国都渐次东移，到了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楚国都城又由陈(即今河南淮阳)东迁钜阳(即今安徽太和县)，再迁寿春(即今安徽寿县，仍称“郢”)，在此建都19年。至元刍五年(前223)被秦所灭。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说：从客观材料上看，该城址与作为楚国都城遗址有相吻合地方，主要包括时代吻合：从大量发掘的战国晚期遗物看，其时代与楚考烈王徙都钜阳及使用时间是相吻合的。文化内涵吻合：从所见大量战国晚期遗物特别是陶器文化面貌看，其多属楚文化性质的遗物。规模吻合：从考古调查、勘探资料看，先后作为楚国都城的纪南城和寿春城面积分别约16、26平方公里，初步认定的殿顶子城址含城墙在内面积约12.92平方公里，如果加上护城河和城外建筑设施面积就更大，与作为楚国都城的规模是相吻合的。环境吻合：该城址位于安徽淮河以北，位于陈郢、寿郢之间。该地区平原广阔，水系密集，气候和地理环境优越，非常适宜农耕，物产丰富，交通便捷，与周边同时存在的秦、魏、齐等国在距离、地理位置环境等方面相对合理，战略上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要地，不失为都城的理想选址。

楚地故城今何在

殿顶子城址考古的主要成果是什么？省考古专家叶润清介绍：这是一处由楚人建造、开始使用并沿用至两汉时期的特大型城址，具备作为楚国国都的条件。下一步，研究者将在课题研究和勘探发掘的基础上，确认它与楚都钜阳城的关系。具体包括对城墙与护城河进行勘探发掘，确认其准确位置、规模、体量、结构、使用与废弃状况等；对城址内大型建筑遗址进行发掘，确认其规模、布局、兴废年代、文化性质等；对城门、道路及其他重点建筑遗址进行勘探发掘，确认其位置、结构、规模等；对城外墓葬区及其相关遗存进行勘探发掘。

马鞍山市文物局太和籍专家齐泽亮全程参加了2017年这次殿顶子城址考古调查、勘探和标本整理，他说：该遗址内文化遗存丰富，建国后，省、市、县文物部门曾先后对其进行过调查和局部抢救性考古发掘。 1989年，太和县文化局经过调查，认定遗址范围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50米，并认定殿顶子遗址为楚钜阳故城所在。文物主要出土地点包括：在东殿自然村周边约500米范围内发现数量较多的陶器、石器和铜器，也是蚁鼻钱的主要发现地点；在东殿、靳楼两个自然村以东的西淝河西岸沿线，主要是在窑厂取土过程中和水井中发现数量较多的铜剑等文物，是铜剑的主要出土地点；在靳楼自然村发现铜剑、玉带钩、玉印等遗物；在城福寺自然村发现铜镜、铁剑等遗物；在丁庄自然村发现铜镜等遗物；在高寨、张小桥自然村一线发现空心砖数十块。

太和县文广新(体)局局长陈玉健说，太和县始终高度重视和关注殿顶子遗址的保护和钜阳楚都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楚考烈王是否徙都钜阳？殿顶子遗址又是否即书中所载的所徙之钜阳？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县政府经过研究，请省文物局派驻专业人员，对殿顶子城址继续发掘，进一步确认殿顶子城址与楚都有直接关联的遗迹遗物。要解决楚徙都钜阳这一重大学术课题，后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太多，唯有将殿顶子遗址、殿顶子城址、钜阳城遗址、钜阳楚都遗址四个概念集于一身，才能实现课题研究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通讯员 关峰)

作者：关峰

西晋古碑 撩开神秘面纱

摩崖碑全貌

定襄县城东南有座居士山，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凸起的巨石，巨石不知什么年代被人工镂刻成硕大的摩崖石刻，石刻上的字历经千年沧桑，早已漫漶不清。90 多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前去考证，有说是北魏尔朱荣的碑，有说是曹魏时期的碑。最近，忻州市文物管理处联合浙江大学，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在电脑上逐字辨识出碑额中“晋”字以及碑文中“奋字玄威”等内容，后经与《晋书》等史料相印证，确认该碑为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即晋武帝司马炎的老丈人，在平定并州战乱后的登高纪功碑。专家们不仅辨认出是西晋的石碑，而且被省博物馆的专家肯定为迄今为止山西省首次发现的西晋石碑。这不仅是我国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文物考古方面的重大成果，更是我市文物考古领域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近百年考证扑朔迷离

定襄县城东南十五里，海拔1429 米，居士山山脊,顺着千年古道蹒跚而上，在满是乱石与杂草的山脊上，一块高近2.8 米、宽约1.3 米的摩崖碑，被自然侵蚀，字迹模糊。

早在1923 年，当地乡绅牛诚修首次发现并著述，从碑文“大檀侯之曾孙”几字推断碑主为柔然大檀曾孙尔朱荣，为尔朱荣平乱登高碑；

2003 年，忻州市文物管理处联合山西大学，对碑刻进行拓印并识读，在原有基础上多认得72 字，但年代及碑主并无突破；

2008 年，曾任大同高专党委书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主任、《北朝研究》主编殷宪，在中国权威学术刊物《文史》杂志第四期上刊登了《山西定襄居士山曹魏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碑考略》一文，论证定襄居士山的摩崖石碑是曹魏青龙元年秦朗碑，将牛诚修的北魏说改成曹魏说后，年代又提前了二三百年。一时间，忻州关心居士山的人们精神振奋，欢呼不已。

随后，研究七岩山居士山的专家、出版过《七岩山志》的忻州日报社高级编辑任复兴，发表了《反贪英雄尔朱荣碑》的文章，仍然坚持着北魏的观点。前期的考证论证，让居士山摩崖碑在历史中跌跌撞撞，却始终未有定论。居士山摩崖碑的谜团随之越滚越大，困扰着当地考古学者。山西博物院渠传福说，解码居士山摩崖碑最大的阻力正在于此，斑驳的碑文，让猜测都成为妄想。

转机就在高科技

居士山摩崖碑的谜团困扰着忻州的考古学者。李培林是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副处长，自20 多年前进入文物管理处后就开始研究居士山摩崖碑。他针对先前研究结果将碑锁定在魏晋南北朝，并潜心研读这段历史。他说：“我在等待，总有一天通过技术手段能将磨蚀的碑文找回来。”

转机出现在三年前。2013 年，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采用浙大高保真壁画三维数字化技术对位于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进行数字化采集和保护，北魏晚期珍贵壁画被一笔一划精确记录，这让发掘主持者之一的渠传福教授感到“人类文明的历史终于可以通过数字还原并保留”。

2015 年，在山西省文物局支持下，忻州市文物管理处与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再次合作，并与定襄县文物管理所一道，展开对七岩山、居士山佛教遗存和重要文化遗迹的调查，居士山摩崖碑作为整个项目中的一个重点，被全方位记录下来。

2015 年9 月，市文管处和浙江大学的专家们，爬上高高的居士山巅，倚着摩崖搭架子、打网格、吊线，在青山之巅、白云之间，铺开了新的画图。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数字工程师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每天踩着露水而来，踏着晚霞而归。经过前后共一个月的采集、扫描、归档，利用激光三维扫描仪、多图像三维建模技术、自动纹理映射技术等多项综合技术，全方位采集了居士山摩崖碑的每一处文明印记。

专家在精心辨析碑文

数字化技术解开谜团

时间：2016 年5 月10 日。

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社科院112 会议室。

人物：曹锦炎：曾任浙江博物馆馆长、浙江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著名古文字学家，有丰富的辨认古文字经验。

渠传福，山西省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银堂，文物考古专家，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处长。

李培林，文物考古专家，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副处长，忻州市长城学会副会长，忻州市政协常委。

赵瑞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志荣，女，山西代县人，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教授的博士生，先在北大教授古建筑专业，后到浙江大学，任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

吴毅强，山西平陆人，浙江大学博士后，曹锦炎教授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被风雨磨蚀的居士山摩崖碑在电脑屏幕上变得清晰立体，随着高保真三维模型的生成，解开历史谜团的时刻到来了。10 日上午，上述学者定睛望向碑额上隐约的“三”字样的符号，既像是三横，又像是某个字的一部分，有人开始认为是“奉”字或“秦”字。

一旁，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数字工程师黄硕点击着鼠标，调整着字的角度、光线和阴影，就在这时，三横下方隐隐约约呈现出一个“日”字。“晋！”，“繁体字晋！”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几个人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如果按照古时碑额的体例，开头一般为国号，后跟人名，如果是“晋”字，那就意味着居士山摩崖碑的年代为“晋”，这是解决全部碑文最为关键的字, 让扑朔迷离的猜测逐渐变得明晰。

认定了这个“晋”字后，一直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李培林，开始在脑海中迅速搜寻关于东晋、西晋两个朝代的人物，根据碑文中“官君元子長融年在弱冠实颜子卓然之才遭命”，结合《晋书胡奋传》中“奋唯有一子，为南阳王友，早亡。”和“匈奴中郎将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等内容，马上想到一个人名——“胡奋”。

随着鼠标往下拉，紧接着通过高保真三维数字技术找见了碑文中“奋字玄威”几个字，激动得他马上跳了起来，喊出了一个人名：“胡奋！”这是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即晋武帝司马炎的老丈人。时间定格在12 点32 分，这是里程碑式的时刻！先进的三维数字技术、坚守的考古学家，让逐渐消逝的文明足迹，还原出历史本貌。

一上午的劳累，攻关团队在中午吃快餐盒饭时，李培林又给大家讲述了西晋的历史和胡奋的情况，饭后大家马上查阅了《晋书》，得到的信息是：“胡奋，字玄威”，碑中的地名、职官等信息与西晋的历史完全吻合！碑文中的年代、人物的确认，对山西省考古学界来讲，是个历史性突破。山西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渠传福激动地说：“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西晋石碑大多是以地下出土为主，而地上摩崖碑则少之又少，这是迄今为止山西省确认的第一块西晋碑。胡奋平定并州战乱的西晋时期，正处于五胡乱华的前期，这一时期史书上记载的民族历史事件又相对较少，所以这一碑文年代、人物的确认，对研究山西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此碑更多的历史价值，专家还将在进一步辨识碑文的基础上进行考证。

由于岁月的剥蚀，西晋古碑的信息是不够完整的，我们虽然无法考证立碑的具体时间在哪一年，是胡奋活着的时候所刻，还是死后所刻？是平乱的当年所刻，还是过后所刻？如果是胡奋死的那一年立碑，也已1728 年了。在胡奋去世两年后的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也病逝，可以断定，在司马炎死后不可能再有人给前朝皇帝的老丈人立碑。据碑文所载的登高纪功的内容推断，这块古碑应当是平乱不久所立，应当在1730 年之前。

胡奋何人？

胡奋（？——公元288 年），字玄威，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曹魏车骑将军、阴密侯胡遵之子，西晋将领、外戚。胡奋性开朗，有谋略，少好武事。早年效力军中，司马懿率军征讨公孙渊时，胡奋以平民身份随军出征，深受司马懿喜爱。后拜官校尉，再出任徐州刺史。与路蕃联合，平定匈奴刘猛叛乱，建立赫赫军功，升任征南将军、散骑常侍。胡奋晚年好读书学习，文章写得很好，名声很大，而为官所到之处，口碑颇佳。泰始末年，其女儿胡芳入选后宫，被晋武帝封为贵人，这样胡奋就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老岳父。因此，晋武帝对胡奋十分信任，先后官拜左仆射、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咸宁二年（公元276 年）二月，胡人侵犯西晋边塞，这是西晋时期中国北方“五胡乱华”的萌兆。胡奋率军平乱。为了昭彰铭记胡奋平定并州胡人反乱的功绩，胡奋的将属便在居士山巅刻了这座巨大的摩崖石碑。如果不是像胡奋这样的外戚，皇帝的老丈人，其他人即使再有功绩，敢不敢树立如此的巨碑，也未可知。

胡奋是西晋的大将军，他征战时，都城在洛阳，可是为何将表彰他战绩的碑铭刻在定襄居士山？居士山周围很可能就是当年胡奋平乱的战胜地，这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太康九年（公元288 年)，胡奋在官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车骑将军，谥号“壮”，晋武帝司马炎评价说：“议郎胡奋，开爽忠亮，有文武才干，历位外内，涉练戎事，威略之声，著于方外”。初唐良相房玄龄主编的《晋书》中对胡奋作出这样的评价：“奋，性开朗，有筹略，少好武事。”“奋家世将门，晚乃好学，有刀笔之用，所在有声绩，居边特有威惠。”

浙江山西共欢呼

在忻州市文管处和浙江大学等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取得这一重大科技成果后，随即就向社会公布，5 月11 日，《浙江日报》社记者李文芳和通讯员周炜赶到浙江大学，采访了这一劳苦功高的团队，然后马上撰出一篇长稿，标题为《依托浙大三维数字技术读出关键文字专家识别出西晋古碑》，在5 月12 日《浙江日报》第13 版即文化版的头条位置隆重推出。文中充分肯定了浙江大学的成果：“浙大数字化考古，正依托技术的力量，解开一个个历史的困惑，让文明之光更加明亮。”

在《浙江日报》推出长篇通讯后，许多网站马上进行转载。之后，新华社、光明网、《科技日报》、《中国文物报》、《山西日报》、《山西晚报》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一考古大事和科技成果。

李培林在接受完浙江日报的采访之后，激动得马上通过现代化的短信千里飞鸿，将喜讯告诉家乡，告诉市文物局的领导，告诉《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忻州日报》等媒体，告诉市长城学会。

他给笔者发来手机短信，说：“兄弟关注碑二十余年，碑文内容了熟于心，只是关键证据不足，不能随便发挥作文。此次晋字一出，便定暗合胡奋。且又按图索骥，辨识字玄威、进而奋、安定。也是宿缘。”

当我打电话向他祝贺时，他又发来一条短信：“滴水穿石，离不开百年来前贤今哲孜孜求解，更离不开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先进的三维数字化技术，有同为院长助理的刁常宇博士及数字化团队的辛勤劳作，在辨识文字中起了很大作用。还有山大赵瑞民教授，山西博物院渠传福教授多年来热心支持。忻州市委、市政府、市文化局、定襄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郭银堂处长开创性引进浙大的先进技术，才使考古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记者 杨峻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