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家湖遗址位于安徽省濉溪县新蔡镇化家湖内。

遗址位于湖心略偏东南，呈馒头状地势，高出湖底约3米。遗址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址中间有几座现代坟莹，其余为耕地，边缘是大面积芦苇。旱季遗址裸露在外，涨水时多被淹没。

一周一墓——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文化遗址

地理位置：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江汉平原北部

石家河文化遗址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天门市，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它位于天门市石河镇，毗邻镇北，分属土城村，芦岭、唐李村、东桥村辖地，东南距天门市城约16公里。遗址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11月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石家河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石家河遗址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演进轨迹

石家河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演进的过程。其演进轨迹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剧烈，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一时期，北方气候趋于干冷，华夏集团谋求连锁式向南迁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传播空间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变中，不断向外传播，形成了较大的文化空间。其大致范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带，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传播路线、传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石家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分为一个主区、五个副区。

石家河主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包括天门、京山、钟祥等地；青龙泉副区（以郧县青龙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汉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区（以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当阳、松滋、荆门、宜昌等地；西花园副区（以随州的西花园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北的随枣走廊一带；尧家林副区（以通城的尧家林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通城、咸宁、麻城、蕲春等地；划城岗副区（以湖南安乡的划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地。

聚落分布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生产状况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这样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还有酿酒、饲养家畜和捕捞野鱼。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的石器，器体较小且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

防卫体系

石家河聚落的防卫体系主要是修筑城垣。如今还有部分城垣遗迹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见证那段历史的辉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50米，上宽4---5米，高达6米多。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城墙以外开挖环墙壕沟，再外就是台岗。武士们在御敌时，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钺、石镞、石矛，捕鱼的石镞、石矛以及骨镞、骨鱼镖等也会派上用场。石镞的数量很少，磨制不精，形式主要为宽扁柳叶形。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比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大溪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以壕沟为主，城垣为辅，表现为壕沟宽深、城墙矮窄。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御体系大多以城墙为主，壕沟为辅。石家河古城则是城墙、壕沟并重。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筑城技术的进步，又说明了石家河文化已进入了原始文化的一个新阶段。

财富分配

石家河聚落的财富分配，明显存在不公，权势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这可以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实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钺等，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数墓葬甚至没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实行瓮棺葬。在天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别大，随葬玉器特别多，达到56件，其数量几乎相当于其它所有瓮棺内玉器的总合，其质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内的玉器要好的多。这就表明，聚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对财富的分配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宗教习俗

原始宗教特别是祭祀上天、庆贺丰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场所在邓家湾，三房湾、肖家屋脊是两个次要的场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邓家湾组织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地是经过仔细平整的。场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线条式摆放。陶缸上刻画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代表获得了大丰收的收割场面。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场地上还有无数陶偶和陶塑动物等。陶偶有各种姿态，大多为跪坐抱鱼式：即双腿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姿态虔诚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状，表示庆贺。大量的陶塑动物则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品。

在祭祀时，把玉人头像当作崇拜的神灵形象。在用玉器制作的各种动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专职的巫师将这些玉器缀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过这些动物神灵，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按照童恩正和严文明的观点，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层集团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领们在实行统治时，把宗教当作了一种组织和影响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构筑才得以完成，内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实，庞大的部落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秩序，并得以控制较远的部落，得到发展兴旺。

文化影响

石家河文化，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化大厦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这座史前文化大厦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

发掘历程

在1955年至1993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已对该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现的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编年和聚落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具有典型意义。整个遗址除大自然的剥蚀外，没有遭受大规模、大面积的动土破坏，保存基本完好。从地面上看，石家河遗址古城的西垣和南垣保存较好，土城的城垣高耸地面，城周围的护城河清晰可见。

石家河遗址发掘现场历史图片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五十年代。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荆州博物馆于1987年6月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石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此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包括扩方面积)。

考古新发现

2015年，重启湖北石家河遗址考古。11月底至12月该遗址出土了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专家认为代表当时中国琢玉技艺最高水平，并且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

2015年12月26日，湖北天门石家河印信台遗址的数处人工黄土台基、陶缸遗迹、土坑墓、瓮棺葬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工作于26日结束。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正式确认，石家河印信台遗址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历史文化价值

从历史文化价值来说，石家河古城是中国目前已被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其附属地点之多，分布面积之广，在同时期遗址中罕见，具有稀有性、独特性和典型意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类发展进步的宝贵文化遗产。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而石家河遗址是其核心部位的典型遗址，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人口分布、聚落的发展演变，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邦国兴起的实物资料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廓清中国上古史中的迷雾，探讨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遗址内涵丰富，废墟形态保存较好，除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外，还可以为海内外自然史、科技史及生态环境等多学科领域的学人进行专业考察提供研究园地。众多的原始艺术品，堪称当时的艺术杰作，具有传承借鉴价值和审美价值。

2015年石家河文化天门遗址最新考古出土物件欣赏

历年出土可考石家河文化物件欣赏

商丘文化遗址分布图出炉！快看你老家有多少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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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总说商丘没有商朝以前的遗址，根本不是商朝兴起之地。然而商丘的商朝以前的遗址星罗棋布，并不是古文化的不毛之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早商文化等，在商丘境内均有发现。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商丘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南部区域，这是因为离黄河故道稍远的缘故，而且商丘遗址的名字大多带岗或堌堆，说明这些被发现的遗址原来是高地，才幸免于被黄河泛滥淹没，而商丘别的地方就没这么幸运了，商丘的历史就这么被淹没在几十米的黄土之下。

梁园区

灵台寺遗址：

灵台寺遗址位于商丘市梁园区周集乡苑庄村西。为近圆形土堆，南北约32米，东西约31米，高约2米，由夯土筑成。经调查，此遗址上部为战国至汉墓群，下部为龙山晚期文化遗址。

睢阳区

半塔遗址：

半塔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宋集镇半塔村北50米处，南北长150米，东西宽120米，略高于地面，上面灰土层内含有各时期的杂乱陶片，为扰土层，半米以下为商、周文化层，有大量的先商文化遗迹。再下为原始社会末期文化层，采集有绳纹、篮纹和方格纹陶片，素面、磨光黑陶片，并有彩陶片。另发现有陶窑遗迹、兽骨化石和鹿角化石。该遗址属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并有早于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年代距今约为4500年~5500年。

坞墙遗址：

坞墙遗址位于商丘县东南约30公里,在坞墙集的中部,地为坞墙公社东街大队。遗址原为一凸起的台地,由于历年取土,四周已积水成塘。从水塘四周暴露出的灰土和铲探情况判断,遗址范围南北约70、东西约100米左右。1976年冬,调查了此遗址,采集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早期、殷商及东周不同时期的陶器残片。为了进一步了解商丘地区原始社会末期及夏、商时期文化面貌和发展关系，1977年春，对此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工作自5月5日开始，17日结束。开探沟、探方4个，揭露面积105平方米。

降隆堌堆遗址：

降隆堌堆又名降龙堌堆，位于商丘古城西南18公里处今睢阳区娄店乡江庄村周庄自然村西，现在台高2米多，占地总面积6800平方米，是一处原始社会晚期的古代人类的堌堆居住遗址。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龙山文化等文物遗迹及殷商、春秋战国和汉代等时期的器物。相传曾是尧的封地。

潘庙遗址：

潘庙遗址位于商丘市高辛镇潘庙村，该遗址文化遗存有龙山、岳石、东周、汉四类文化，其中以岳石文化最具典型。

虞城

魏堌堆遗址：

位于虞城县城西南魏堌堆，被确认为是龙山、商、西周文化遗址，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从魏堌堆遗址的发掘文物来看，谷熟在夏末商初应该有很发达的文明，可能是都城所在地。

营廓遗址：

营廓遗址位于营廓镇营廓集。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延续到商、周、战国、汉，直至明清。1978年，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初步调查钻探，发现有龙山、商周、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的文化堆积，说明自五六千年前这里一直就有人类聚居。在遗址北部东水塘坡断层中，采集到两片彩陶片，为红衣黑彩条带纹饰，反映了大汶口文化的风格与特点。

王集遗址：

位于河南省虞城县西北10公里，王集乡王集西街，面积约4000平方米，该遗址，原是个大黑土层堆积，上建有寺院，故叫堌寺，后寺廓，叫黑堌集，现叫古王集，亦简称王集。1983年3月，王集西街社员沈发建和沈祥儒在院打小井时，发现了西汉石棺墓，在出土中，又发现了西周陶片、商代早期鼎腿和龙山方格纹、兰纹、绳纹陶片及灰土骨器等

东大寺遗址：

东大寺遗址位于虞城县南25公里杜集东南角。该寺原叫西古寺，后因白海古道变迁寺西，改叫东古寺，现叫东大寺。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1978年县文物普查队，对此处进行初步考查，在寺基外，发现上下叠压四层汉代砖、石基。并在台基中发现有：蚌器、骨器、鹿角及商代陶片（商代晚期残鬲、烧灰沌净、没被土污）。在石棺下，又探出：方格纹、兰纹、绳纹、磨光及附加堆纹等龙山文化陶片。

堌堆坡遗址：

堌堆坡遗址位于虞城县西北17公里王集乡堌堆坡村西侧，面积为3000平方米，据1978年和1984年两次文物普查，都发现此处有汉代陶片，在仓颉墓周围，探出方格纹、兰纹、绳纹，附加堆纹、磨光等陶片及灰土、蚌壳等。以上实物揭示，此处是龙山文化遗址。

马庄遗址：

马庄遗址位于虞城县沙集乡马庄，发现了殷商殷墟类型文化。

宁陵

葛城遗址：

葛城遗址位于宁陵县石桥乡西北十五里葛伯屯村西北50米处，面积为20000平方米。夏朝时葛天氏后裔葛伯被封为国君，名葛伯国，建都于此。

童饷堌堆遗址：

被杀童子之墓在城关镇东南1公里，当地俗称“童饷堌堆。”清宣统三年(1911 年)《续修宁陵县志》卷二载:“童饷堌堆在县南二里，又名童相。砖包，高丈余，宽四丈余，今上祀大士。”童子墓高出地面0.5米。类似的史迹在其他地区均未发现。因而葛伯屯与童饷堌堆为葛在宁陵提供了重要证据。

丁堌堆遗址：

丁堌堆遗址位于程楼乡丁堌堆村，面积2000平方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考古所支洪远曾率领地、县文物考察队在此进行勘探、考察。经钻探，文化层厚约3.7米，分三层：第一层，深一米许，有灰土层，含有篮纹灰色陶片;第二层，深2米许，有黑土层，含有黑色和灰色绳纹陶片;第三层，深3米许，含有方格纹、篮纹灰色陶片，且有炭灰遗迹。

柘城

李庄遗址：

李庄遗址又叫“山台寺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申桥乡李庄村，因其基址上过去有座山台寺而得名。

李庄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同时又含有较多的岳石文化遗存。龙山文化距今为4200年～4500年，此时农业生产已占相当比重，耜耕和以石器磨制、轮制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已有较高水平，家畜饲养有了显著发展，陶器种类众多，形态多样，造型美观，饰纹纤细。

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4米余。出土文物有陶鬲、罐、纺轮、网坠和蚌器、骨匕、骨镞等。陶器饰有方格纹、粗绳纹、附加堆纹。

遗址中有一个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的“九牛祭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关系。李庄遗址里的一个祭坑里有9头牛，表明祭祀的重要性和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这个发现在龙山文化遗址里是没有前例的。

孟庄遗址：

柘城县孟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孟庄村北。柘(城)太(康)公路通过将遗址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属商代早期遗址，面积达25万平方米。 1992年7月~1995年进行了发掘。

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存、龙山城址、二里头城址、商代晚期城址等。其中，龙山、二里头及商代时期三叠层是中原地区的首次发现。遗存有房基、陶窖、墓葬。出土了大量各时期的遗物。并发现了陶文和商代草鞋遗迹及一具少女骨架。

孟庄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夏商更替等主要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建立该地区的考古学编年序列提供了条件;也为研究各个时期的建筑艺术、文化面貌提供了新材料。

老君堂遗址：

老君堂遗址位于远襄镇老君堂村，是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文化遗存。遗址中部为夯土台，南北长120米，东西宽100米。遗址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汉代墓群，发现大量的空心砖墓、画像石墓，墓内文物较为丰富。下层为新石器文化聚落遗存，曾出土一些绳纹陶罐等器物碎片，并发现有我国最早的货币——贝币，在钱币学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史堌堆遗址：

史堌堆遗址位于老王集乡史堌堆村，是一处商代文化遗存。遗址南北长120米，东西宽110米，文化层厚7米。遗址东端有一大坑，层面显现清楚，文化层中出土大量的商代器物碎片。如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陶片。这些陶片对研究商代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曾引起中外考古学者的高度重视。

高庄遗址：

高庄遗址位于陈青集镇高庄村，是豫东新石器文化遗存中较为典型的遗址。该遗址略高于周围地表，南北长750米，东西宽150米，下为不同时期的墓葬。有两汉墓葬、战国墓穴、新石器文化层等。在地表层中，随处可以拣取到新石器时代陶器碎片和汉代的墓砖、陶器残片。该遗址经考古部门多次勘查、试掘，发现有商周时期陶片、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

北王庄遗址：

北王庄遗址位于伯岗乡北王庄村，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汉代墓群叠压在一起的一处文化遗存。遗址南北长150米、东西宽80米。上有一高7米、直径25米的夯土台，台内为汉代墓群，发现有汉代的小薄砖墓、空心砖墓。出土有大量的方格纹陶片、粗绳纹陶片和鼎足、鬲足等重要文物。在夯土台断面和地表文化层内，能随手拣到许多文物碎片。

郭村岗遗址：

郭村岗遗址位于牛城乡郭村岗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存。遗址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文化层厚2.5米，上层为汉代墓群，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上层在地表即暴露出汉代的小薄砖墓、空心砖墓。墓内出土有陶猪圈、陶灶、薰炉、彩绘陶器等文物。村外还出土有铁器、铜器、五株钱等。

青堌堆寺遗址：

青崮堆寺遗址位于远襄镇李安楼村，是柘城境内较大的商代遗址之一。该遗址现为略高于周围地表的平坦耕地，面积22000平方米，文化层深约4－6米，文化内涵丰富，耕土层暴露有商代晚期文化遗迹。出土有鬲、鼎、罐等器物和大量的方格纹、绳纹、附加堆纹等纹饰的陶片。

唐庄遗址：

唐庄遗址位于伯岗乡唐庄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文化遗存，面积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4—6米。在遗址发现有汉代的砖室墓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汉代的灰陶罐、陶壶等陪葬品及新石器时代的方格纹、绳纹、附加堆纹等纹饰陶片，在遗址表面随处可见。

睢县

周龙岗遗址：

位于睢县蓼堤乡周龙村北面，地势较高，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文物层度约2米。1978年试掘，上发现灰坑6个、残陶鬲、陶盆、陶罐等。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发现灰坑6个、残陶窘1个和一些文化遗物。并采集到一些殷商时代的文化遗物和两片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片。

犁岗遗址：

该文化遗址原为高3米的土阜，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位于平岗镇岗下坡村和犁岗村之间，一部分压在犁岗村下。村民在此处取土时发现汉代砖室墓和石棺墓，出土的陪葬品有陶壶、陶罐、陶仓、陶鼎、陶钫、铜镜、五铢钱等。遗址存留的文化层大部分为殷商文化层，有灰坑数处，随处可采集到瓦、鬲、罐等器物碎片，并发现鹿角铜锛一枚。遗址内涵丰富，对研究豫东地区殷商文化有一定价值。

乔寨遗址：

该遗址位于周堂镇西乔寨村南，西北距县城6公里，原为一高出周围地面数米的古代夯筑土台，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其土质与四周黄壤不同，为黑色壤土。其上原有庙宇，名“双塚寺”从保留的断面看，地表以上土层含有东周至汉代陶片，地表以下主要为龙山文化层。地表上可采集到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方格纹、蓝纹和绳纹陶片及殷商瓦鬲碎片，显示该遗址延续时间跨度之大。

民权

牛牧岗遗址：

牛牧岗遗址位于民权县城西20公里牛牧岗村北。该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70米，原遗址建有“云古寺”。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拆掉。现地面下0.8米有该寺的砖墙基，表面有碎砖瓦片、瓷片和古代陶片。西部有3个和尚冢，北坡上挖了一个长方形深坑，挖乱了文化层，发现有仰韶文化的黑白色彩陶片，还出土有龙山文化的绳纹、方格纹、篮纹陶片。在断崖东边暴露出一个残灰坑，呈梯形，上窄下宽，出土有素面磨光陶片，细绳纹陶片，红色夹砂陶片和一些残蚌器。断崖北有的土质较黑、发现有一件可复原的圈足盘和商代铜镞、小孩头盖骨、烧上块、木炭屑等。

吴岗遗址：

吴岗遗址位于民权县白云寺镇吴岗村南，高出地面1米多，长宽各500米。文化层堆积达4米以上。在此采集到的商文化陶器有鬲、深腹罐、大口瓶等。商文化层下为龙山文化层，发现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等。遗址现状有灰坑、窑址、房基面、瓮棺墓葬。1974年当地群众在遗址西北角1米处发现一口铁锅，敛口大腹，沿腹处有6个棚翅，为宋代遗物。锅下扣有一带流长把铜勺，重2.6公斤。另有一双系白瓷扁壶，两面腹部绘有花草及花纹。

李岗遗址：

李岗遗址位于民权县白云寺镇李岗村，李岗遗址叠加了自龙山文化时期起始，包含岳石文化、先商文化、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在内的数个文化层。因遗址蜿蜒逶迤，形状若龙，当地俗称龙行岗。

东山子遗址：

东山子遗址位于人和镇宁车湾村西约1.5公里处的一片苹果林中，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碑载，该遗址为新石器和商代遗址，为高出周围地表2米的土丘漫岗，1974年对其进行调查，在耕土层下发现砖砌汉墓，出土有铜质章、铜镜、五铢钱、彩绘陶器。汉墓群下为灰土层，发现有方格纹、绳纹、篮纹陶片及夹砂红陶片，对研究中原古代文化和聚落分布极具价值。

夏邑

蔡楼遗址：

位于夏邑胡桥乡蔡楼村东南高出地面5米呈正方形边长100多米。俗称“姜仁堌”，是夏邑十八堌之一。下层发现有商周时期的陶片、蚌壳、鬲足、陶网坠；中层为汉代墓葬区；上层为古寺庙基址的扰土层。

三里堌堆遗址

三里堌堆，原名渣头堌。据《夏邑县志》（明嘉靖二十四年本）记载：“渣头堌在县西南五华里”，为夏邑十八堌之一。因地处三里庄村后，故群众称之为“三里堌堆”，堌南北长170米，东西宽约120米，高出地面约4米，原顶部遍生荆棘，现已全开荒成为耕地，整个堌堆上各个时代的砖瓦碎陶片比比皆是，土质为黑色粘土。

清凉山遗址：

清凉山遗址位于夏邑县城西南的马头镇魏庄村西北约500米处，现为南北宽40米，东西长55米的梯形堌堆，遗址顶端约2300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遗址。清凉山遗址原为一高出地表6米多的堌堆，明代在堌堆上建一规模较大的清凉寺，故俗称此堌堆为“清凉山”。

吴家寺遗址：

吴家寺遗址位于商丘市夏邑县城西13公里桑固乡吴庄村东侧。据史料记载，桑固地古称"桑林社"，相传这里是商王成汤"祷雨处"。该遗址是豫东地区一处比较重要的古文化遗址，文化堆积相当丰厚，为研究豫东地区原始文化和商周文化渊源等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马头遗址：

马头遗址位于夏邑县西南二十五公里马头集南街东侧，整个遗址基本呈正方形，边长约200米，面积大约4万平方米。原最高处高出地面6米，明代曾在此建一规模较大的寺院，名“崇觉寺”。

永城

王油坊遗址：

王油坊遗址位于永城市酂城镇王油村东北400米处，为一旧黄河淤泛之土丘，面积1万平方米，文化层的厚度一般在3米以上，除个别地方有较薄的扰土层或汉代层外，大多在表土层下即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经中社院洛阳考古所在1977年两次发掘，清出房基11座，灰坑25个，墓葬14座，出土了大批龙山晚期的陶石、骨蚌、角器。

洪福集遗址：

洪福集遗址位于卧龙乡洪福集西北侧，南北向台地，长270米，宽240米，高出地平面约1.5米，保存完好，文化层厚2.5米以上。上部为周、汉代地层，1.2米以下为河南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地层，含黑陶和线状纹红衣黑彩陶片。

造律台遗址：

造律台遗址位于酂城集南端，南北向高台，长54米，宽34米，高7米许。文化层厚8—9米，上层是商代堆积，下层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1936年，河南省古物研究会考古人员曾在遗址南端上部进行过探沟发掘。该遗址为豫东地区古文化遗存的最早发现，1963年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黑堌堆遗址：

黑堌堆遗址位于龙岗乡王楼村西北约300米处，圆形灰土台，高出地面约1.5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以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1977年春发掘该遗址，清理出房基9座、灰坑1个、墓葬1座，出土器物的类别、形制、纹饰等与王油坊、造律台同期文物相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桥遗址：

曹桥遗址位于新桥乡曹桥村北平地中，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936年，李景聘（河南省古物研究会人员）在此发现有灰陶片、三足器、带孔残石器等，并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赵庄遗址：

赵庄遗址位于卧龙乡潘楼村赵庄西10米。赵庄遗址的四周地势平坦，遗址为南北向椭圆形土丘，长120米、宽90米、高0.8米，面积约10800平方米。该遗址文化层较厚，文化遗物非常丰富，地表暴露大量的灰色陶片，能够分辨出器形的有鼎、鬲、碗、盆、豆、罐等，从遗址上采集的文化遗物来看，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堆积。

书案店遗址：

书案店遗址位于裴桥镇书案店西北约300米处，北邻包河，南北向台地，长180米，宽150米，中高1.8米，地表遗物丰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周代文化遗存。

胡道口遗址：

胡道口遗址位于新桥乡胡道口西北约800米的浍河南岸河床上。原为台地，因河道南移水击，使文化层破坏较重。下层是龙山文化，上层是周代文化。

大刘庄遗址：

大刘庄遗址位于裴桥镇大刘庄东500余米处，北邻包河，南北向台地，地表遗物较少，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

江堌堆遗址：

江堌堆遗址位于酂城镇夏庄东南400米的浍河北岸上，南北向台地，文化层厚2.5米以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

萧竹园遗址：

萧竹园遗址位于酂城镇萧竹园村南300米的浍河北岸上，南北向台地，商代遗存。

李大庄遗址：

李大庄遗址位于顺和镇李大庄东400米处。原为台地，今韩沟纵穿其中，破坏严重，东岸遗存少许，西岸南北长240米、宽40米。堤上是从沟内翻上来的堆积土，遗物丰富。沟壁显文化层，厚约1.5米。商代遗存。

王庄遗址：

王庄遗址位于苗桥镇王庄，在苗太公路南侧，遗址从地表到坑底深约4.5米，汉墓打破龙山文化层，其中龙山文化层可能不超出两米，龙山文化层遗存单纯、单薄，这显示龙山文化部族在此停留居住的时间并不长。

杨家将历史文化遗址遗迹概述

千余年来，杨家将的英雄业绩传颂不息，脍炙人口，闻名国内，声播海外。纵观我国古代的历史，像杨信、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四代，为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极为罕见的。杨家将家族群体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品格、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形成了积淀深厚的杨家将历史文化。

杨家将文化，是集杨信、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四代及其家族、部曲组成的群体，涵盖关于杨家将的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文化遗存及其反映出的思想哲理、精神传承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杨家将文化遗存，包括古战场、城堡、关隘、驻地、村落、祠庙和纪念地等遗址、遗迹，是杨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家将文化遗址、遗迹，经初步整理和不完全统计，涉及18个省、市自治区的96个市、县（区）的262处。若进行实地考查，经当地文物部门和父老所指，约在300处以上。这些遗址、遗迹，大约可分三种情况：有些是有据可考的；有些是传说附会的；有些是有待进一步论证的。

一、有据可考的遗址、遗迹举例

1、陕西省神木县杨家城遗址。县城东约20公里山岗上，即古麟州城，杨家将始祖杨信在此镇守。今遗址尚存，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末五代，出现了五代更替、十国混战的局面。一些割据集团为了达到巩固自己权位的目的，投靠契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他为了夺取后唐政权，以割让卢龙道（幽云十六州）为条件，向契丹求援，在太原做了“儿皇帝”，建立了后晋政权。由于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致使契丹骑兵长驱南下，给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原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边境百姓不甘忍受契丹的压迫，纷纷起来自备器械，各随其乡，以自保卫，不附契丹。麟州土豪杨信（弘信）和世居府州的折从远、折德扆父子，就是当时著名的抗辽地方武装的首领。

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说：“君讳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弘信，为州刺史。”《资治通鉴》也说：“广顺二年（952年）十二月，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道光《神木县志》还说：杨信“一名弘信，仕北汉，为麟州刺史，保障边城屡建功绩。”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认为，杨信受命于周当在广顺元年（951年），“其据麟州，必在天福（936—947年）、乾祐（948—957年）以前矣。”综合上述，我们可以认定，杨信在后晋以前就据守麟州，自立为刺史，后来被后汉、北周认可，先后任命为麟州刺史，为保障边城麟州军民的生命财产，屡建功绩。杨家城遗址，就是当年杨信镇守御敌，保境安民的麟州故城。

2、山西省繁峙、代州、原平自东至西一线的大石寨、茹越寨、胡谷寨、西陉寨、崞寨、阳武寨、雁门寨、楼板寨、土登寨、瓶型寨、梅回寨、麻谷寨、义兴寨，均系杨业为防御契丹所建。

据著名宋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考证，上面大石、茹越、胡谷、西陉、崞寨、阳武六寨为杨业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十一月出任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时，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所建；楼板、土登、石跌三寨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六年（981年）所建；雁门寨为太平兴国四年至八年（979—983年）所建；瓶型、梅回、麻谷、义兴四寨，也是杨业所建。这十几个军寨的修建，堵住了通往契丹蔚、应、寰、朔四州的大小通道45个，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寨网。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景宗亲率十万骑兵进攻雁门。杨业命部将董思愿等堵断雁门峡谷南口，自己率数百骑自西陉绕道峡谷北口，南向猛攻，杀死辽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生擒其马前都指挥使李重海，获铠甲革马甚众，大败辽兵，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数百骑战胜十万兵“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自此，杨业声威大振，“契丹畏之，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仁宗朝名臣包拯曾说：“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州垒，至今赖之。”

3、河北省徐水县，城西北10公里遂城村遗址和城西20公里杨山遗址，是杨延昭拒守和击败辽兵之处。

咸平二年（999年）七月，真宗闻报辽圣宗及萧太后屯兵幽州，准备大举南下。杨延昭改调河北保州沿边都巡检使，警备保州、广信、安肃三州军事。杨延昭上任后，以同巡检魏能屯兵“梁门”，副使杨嗣屯兵保州，自领所部屯遂城。九月初，辽兵20万越易水、破狼山，直奔遂城。萧太后亲临城下，督战攻城。城中宋军不满三千，在杨延昭的指挥下，披甲执械，日夜坚守。时正值初冬，寒潮袭来，气温骤降。杨延昭抓住时机，命军民夜间汲水泼浇城墙外皮。第二天早上都冻成了冰，好似冰城一座，坚滑难攻。于是有萧太后分兵攻梁门，守将魏能亦坚守不可克。辽兵主力不得不舍弃遂城、梁门，转攻泰州。杨延昭、魏能和保州杨嗣开城率兵出击，辽兵大败，弃军械、甲马无数。这一仗被史家誉为“遂城大捷”。对此，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杨延昭守广信军，即世所谓梁门、遂城者，二军最切虏境，而攻围不平，时人目为“铜梁门，铁遂城。”

萧太后的大军在遂城被杨延昭打败撤兵北归。咸平三年（1000年）冬，又遣轻骑数千掩袭杨延昭部。杨延昭得知，预先埋伏精兵于遂城西北之羊山。派少数骑兵自北出击辽兵，且战且退，诱敌至羊山峡谷中。时伏兵四起，尽歼辽兵，斩其首领，史家誉为“羊山之伏”。当地百姓为纪念这一胜利，改羊山为杨山，至今遗址尚存。

4、甘肃省通渭县杨家城子的甘谷寨（城）和什川乡李家坪的通渭堡（寨）遗址，是杨文广在此逼退西夏兵，建寨筑堡的地方。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为加强对西夏的防御，调任韩琦为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统筹陕西全局。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都总管，治秦州（今甘肃天水）。秦凤路辖区之外居民多是羌族部落，其中附宋的称为“熟户”，不附宋的叫作“生户”。秦州西北180里的筚篥（今甘肃甘谷县）地区，原住的居民被西夏劫掠西迁，地空有百里之广。秦州知州马仲甫提出在这里筑城垦耕，警备西夏。韩琦同意后上奏朝廷。神宗“驰檄杨文广督成其事”。这时，西夏置保泰军于定西。正谋南下秦川。杨文广闻知军情紧急，即日整兵出发。他诈言筚篥堡有泉喷珠，鼓诱士兵一昼夜急行军180里，到达筚篥后，立即进行部署。次日清晨，西夏兵马出现在筚篥堡下。他们看到宋军严阵以待，不战而退。夏人临走时致书恐吓杨文广，声称“要禀知夏主，出兵数万骑把宋军赶走”。杨文广马上追击，斩获甚众。事后，有人问杨文广出奇致胜的道理。他说：“作战先要有夺人之气，筚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被夏兵先占领，宋军要取回就困难了。”就在这年九月，杨文广修建甘谷寨和通渭堡（后改为通渭寨），又在沿线筑城修堡。自此，沿线以南数百里皆成“内地”。神宗闻报大喜，下诏褒奖杨文广，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今筚篥寨、通渭寨等堡寨遗址尚存。

上面列举的有据可考的遗址、遗迹之外，还有不少。这些遗址、遗迹既真实地展示了杨信、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四代，在五代和宋辽、宋西夏的交战中，所遗留的实物资料，又能补充文献资料记载中的缺失，是杨家将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传说附会的遗址、遗迹举例

1、陕西省榆林红石峡庙窟前杨延昭拴马桩、彬县城内南隅的杨延昭住宅和横山县城东党岔山上的杨八姐坟；山西省阳曲县西关口，相传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天门关；河北省次安县杨八姐打败契丹铁甲兵的宋六口和文安县境内孟良藏母洞等。

首先，杨业从小在麟州长大，青少年时期在窟野河畔度过。自他“幼事北汉”，或曰“弱寇事刘崇”，来到太原。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宋太宗攻陷晋阳城，灭掉北汉，委任杨业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知代州。杨业奔赴抗辽前线，镇守雁门关直至殉国。杨延昭先是跟随杨业在代州前线作战。于咸平二年（999年）七月，调任保州沿边都巡检使，镇守边关20余年，直至病逝于高阳关任上。迄今为止，无论是文献资料或是考古资料，还未曾发现杨业、杨延昭、杨文广曾经回到原籍麟州的记载。杨延昭怎么能够在榆林红石峡庙前拴马和在彬县城内居住？这些显然是由当地民间传说中的故事，附会的遗址、遗迹。

第二、民间传说和戏剧小说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地方，相传在山西阳曲县西20公里的天门关。天门关，旧称乾烛谷，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咽喉之地，曾设巡检司，宋代戌兵防守。靖康初（1126年），金兵南下围攻太原，府州折可求率麟、府兵三万经岚县增援，金兵拒守天门关不克，转赴交城。这件事发生近百年之后的宋金之战，并不是宋辽之战，与杨家将抗辽毫关系。穆桂英之名，史无记载，在乾隆《保德州志》上说：“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牧）塔村，犹其故地云”。这个杨文广妻慕容氏，在明清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巾帼英雄穆桂英，如明代《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简称《杨家府》）。这部长篇小说，作者不详，题有“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字样。还有一本长篇小说《南北宋志传》，其后半部称《北宋传》（又名《杨家将》），作者熊大木。这两部小说演义的内容较为丰富，有“杨门女将”的故事。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可能是源于元明杂剧《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写进了小说，以慕容氏塑造了穆桂英形象，又借天门关之险，演义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而后又演绎成《穆桂英挂帅》、《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戏剧，广为流传，显然属于附会。

从上面的分析，所谓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本身就是个传说，怎么能说阳曲县的天门关是其遗址呢？

第三，在杨家将传说故事和戏剧、小说中，有杨延昭的副将孟良、焦赞，也有《杨门女将》中余太君之女八姐杨延琪、九妹杨延瑛。有的学者根据《元史焦德裕传》云：“焦德裕，字宽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的记载，认为焦赞确系历史人物之外，至于孟良，虽多见于地方志书，但仍感证据不足，还不能作为历史人物而论。致于八姐、九妹，直至目前，还无从证实是历史人物或说是杨业的女儿。因此说河北文安县境内的孟良藏母洞，次安县境内杨八姐打败辽兵的六宋六口，陕西横山县境内杨八姐的坟等其它地方类似的遗址遗迹，都是依据当地民间传说而附会的。

2、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的六郎城、黄鱼口的六郎屯、古城白鸠亭的六郎寓，湖南省杨家界的六郎湾、宗保峰等，湖北省上津县的箭河、郧西县的六郎关等。

杨延昭先是随父杨业转战在山西雁门关一线。雍熙三年（986年）三月，杨业攻应、朔时，杨延昭为先锋，在朔州城下被流矢射中其肩，仍勇敢地坚持战斗。后于咸平二年（999年）调河北保州，镇守边关，直至卒于任上。在这中间，于端拱（988—989年）中，杨延昭以崇仪副使知景州（今河北景县）。咸平元年（998年）初，因江淮大旱，调作江淮都巡检使。杨延昭并没有到过贵州湖广一带，不可能那些地方又是筑城，又是屯兵，还与蛮王比箭，显然是附会或张冠李戴。例如贵州遵义，当时称作播州。明初大学士宋濂写过一篇《杨氏家传》，说杨延昭之子杨充广曾与当地土司头人杨昭同宗，因杨昭无子，杨充广之子杨贵迁过继杨昭为土头人。自此之后，播州杨氏辉煌了五、六百年。恐怕贵州遵义地区流传至今的有关杨延昭的遗址、遗迹，是从这里而来。

对于上面所列举的由民间传说，或戏剧、小说演绎的杨家将活动的遗址、遗迹，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它的存在及其意义。因为这些遗址、遗迹，是我们研究杨家将历史文化不可缺失的资料，也是杨家将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有待进一步论证的遗址、遗迹举例

1、山西省偏关县老牛湾附近杨家寨和河曲县新城西北杨家城，说是杨信屯兵的遗址。

河曲的杨家城和偏关的杨家寨（一说也在河曲），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河曲县有一座杨信屯兵的城堡遗址仍在，当地居民称之为“杨家寨”，位于河曲新城西北60里处，城墙残垣周回七百九十步。清初学者康基田的《晋乘搜略》记载说，河曲县的老牛湾附近，有杨信屯兵的一座堡寨遗址，叫作“杨家城”。由于河曲境内黄河东岸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焰火上发，可熟食，所以杨信在这里屯兵时自称“火山王”或“火山大王”。由此，有些人甚至有的学者误认为杨信、杨业或者说杨家将故里是山西河曲。这一说法已被李裕民教授所否定。

这需要提出的是，如上所说，杨信在麟州自立为剌史起至广顺二年（952年）去世的约十几年间，也有可能东渡黄河，转战晋西北一带，留下了杨家城、杨家寨等遗址、遗迹和民间传说。这一点，有待于我们在杨家将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2、北京昌平区昊天塔，民间传说和戏剧、小说中，说是安放杨业之首遗骨处。杨业墓相传还有几个地方，如：山西省岢岚县的杨业墓、五寨县的杨太师墓、五台山的令公塔、河北省唐县的杨业墓、香河县的杨令公墓等处。

雍熙三年北伐中，杨业被奸臣所迫，在与辽兵转战中，于朔州陈家谷受伤被俘，不食三日死。辽将耶律斜轸“函其首以献”。萧太后下令传示辽诸军后，交于当时南京（即幽州，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休哥置于昊天塔中。这个昊天塔也确有其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说：“幽州有开泰寺，魏王汉宁造”。这个开泰寺后来扩建，“以昊天寺为额”。后人梁清标作诗《昊天寺》，有“黄尘余霸气，白骨冷幽州”句，自注说：“俗传谓寺旧有塔，辽以贮杨无敌骨”。上面之说，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李裕民教授对古北口杨无敌庙的修建作过仔细的分析，他认为，很可能萧太后下令将杨业的首级埋在古北口，并为杨业修庙，以示纪念。至于相传的几处杨业墓，山西省社科院顾全芳研究员认为，“比孟良盗骨稍有依据的杨业墓，是山西岢岚”。

杨业殉国后，身首异处。他的首级究竟埋于何处，相传的杨业墓哪一个较为可靠，至今还不能确定。这里提出来，供在杨家将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3、河北省霸县的益津关（草桥关）、护城井、桃花寨，雄县的瓦桥关、闸河、点将台，唐县的军城镇、杨六郎碑，徐水县的六郎堤、藏兵洞，高阳县的高阳关、射亭等处，相传均为杨延昭镇守边关时或修筑或屯兵的地方。

杨延昭于咸平二年（999年）七月，赴河北驻守的保州、广信、安肃一带，地处白洋淀边缘，多水系湖泽。为此，雄州剌史何承矩上疏真宗，说自淘河重泥姑海口，屈曲九百余里，是天险之地，太宗时，置堡寨、军铺，士兵往来巡视，非常重要。24杨延昭上任后，打了两个漂亮仗，即前面讲到的“遂城大捷”和“羊山之伏”。咸平七年（1004年）闰七月，萧太后率兵30万南下，宋廷抗战派首领宰相寇准命杨延昭、魏能等诸将领，分别率兵深入敌境，进行牵制作战。杨延昭率部渡过易水、白沟河，深入房山地区，直逼幽州。辽兵在宋军強大的攻势下，只好转战至澶州（今河南清丰西）止步。萧太后深知正面宋军实力強盛，背后退路已断，获胜希望渺茫。于是密通书使，请盟乞和。真宗在以参知政事王钦若为代表的投降派的怂恿下，与辽军议和，签订了“澶洲之盟”。

“澶洲之盟”后，杨延昭升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在宋廷“勿伤北朝人骑”、“勿追契丹”命令和监军的节制下，仍然敬业职守，他在边防沿线筑城堡，修城井，建水堤，设军铺等防御工事，把千里边防建设的固若金汤，使辽兵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址、遗迹。如霸州的护城井，明人蒋一葵《长安客话》中说：“霸州……沿城有七十余井，亦延昭所凿，谓之护城井”。又如《雄县志》记载的县城东北邢村南端杨延昭用于防守的地下通道，当地群众俗称点将台。1991年，附近居民建房取土，在地下4米处发现有古栈道建筑，暗道内建有能聚集多人的屋子，有供将领议事的秘室，还有兵器室、掩体洞、迂回洞及陷阱等，并设有放灯处、通气孔和监视敌人的瞭望台，大都完好如初。台下议事，台上点将，集防、打、藏、走为一体的防御工事。经查阅文献资料和有关专家论证，确认为杨延昭镇守边关时的遗存，即点将台。现经过整治开发，已向游人开放。以此点将台为佐证，对于上面列举的杨延昭的遗址、遗迹，特别是所谓的“三关”，即霸州的益津关、雄县的瓦桥关、高阳县的高阳关等处，需进一步认真的论证。

4、云南省开远县的杨文广城和合江口寨，广南县的杨文广庙，蒙自县的古城；广西自治区荔浦县的蜈蚣峡和杨文广城，宜山县的羊角山和谢表岭等，相传为杨文广随枢密副使狄青南征侬智高时，留下的遗址、遗存。

杨文广随狄青南征侬智高一事，《宋史》杨文广传上只提及“从狄青南征”一句。为此，近代学者余嘉锡说，狄青征侬智高始末，《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最详，其中无文广事；又据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的磨崖石刻平蛮三将题名及其他将官姓名中，也无文广。他认为，杨文广在南征中仅为随军差遣，或已赴德胜军，不在将官之列，故不得题名。香港理工大学何冠环教授对杨文广随狄青南征之事，作了统合研究，认为杨文广功劳不显，“虽然有力旁证仍不多，但杨文广从狄青南征侬智高的可能性较高”，并指出“清人所传他（杨文广）追击侬智高之事只能存疑”。在当代学者的专著或论文中，如常征《杨家将史实考》中说，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狄青率军在宾州归仁辅大败侬智高,杨文广指挥“蕃落兵”绕道出击，迫使侬智高退入邕州，据守昆仑关。狄青夜夺昆仑关，侬智高突围而走，狄青命杨文广率精骑追击，西行两千余里，追至大理国东境之合江口，于其地建城，屯兵而还。常征的这段叙述，没有注明出处，似乎依据何冠环教授所说“存疑”的清人记载，不是依据第一手资料。

鉴于上面《宋史》的记载及余嘉锡、何冠环和常征的论述，杨文广随狄青南征的史实，可以肯定。但他在征讨中是因“随军差遣”或因“功劳不显”，故名不见记载。因此，对于杨文广随狄青南征之事，以及所留下的遗址、遗迹，本着“存疑”态度作进一步的论证。

对于杨家将的遗址、遗迹，无论是有据可考的，或是传说附会的，还是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我们应该是，对于有据可考的，也要作严肃的再论证，予以肯定，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和佐证；对于传说附会的，也不应该一笔抹煞，把它看作纪念地，从而丰富杨家将历史文化的内涵；对于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力求发现新资料，特别是考古资料，对现有的资料，要重新审视，正如李裕民教授所说的像研究古文字那样逐字逐句地去考察，去发现，提出新解释、新观点。

总之，杨家将的遗址、遗迹，即使是那些传说附会的，都是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些遗址、遗迹，在总体上体现了千余年来人民群众对杨家将的怀念和敬仰。我们研究杨家将历史文化的目的，不能停留在真假或者对错的阶段，而应缅怀杨家将的历史功绩，继承杨家将宝贵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英雄品格、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选自《杨家将文化》，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史艺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