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宋木叶盏是西安美术陶瓷厂的陶瓷作品，获陕西省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国家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铜奖。“木叶盏”全手工制坯，真叶烧制。采用气窑模拟柴窑的气氛使真叶中的骨粉在盏中成晶像的体现。烧制成功的木叶盏叶脉金黄，纹理质感清晰，线条疏密，错落有致，空灵，舞动。由于是真叶烧制，每一件木叶盏都富有灵性，生动鲜活，各自独一无二，具有自己的魁力。

祖山为木叶山异名考

对于木叶山的考证,目前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木叶山的方位即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交汇处没有山的痕迹，所以这个争论近百年的话题至令仍然是个谜。人们尽管对木叶山的方位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木叶山的涵意却至今无人论及，特别是缺乏从更广阔深入的领域内对木叶山进行综合性的探索。因此本文试从古民俗学和语言比较学入手，对木叶山的来源、音译、地望以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谬误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一、木叶山应为同名异地的两座山

木叶山是契丹族崇拜的民族发祥之山，其方位据历史文教记载在今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的交汇处，据《辽史地理志》载：“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自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然而有些历史文献记载辽太祖和辽太宗也葬于木叶山，据《契丹国志》载:“7月葬太祖于木叶山，置州坟侧，名曰祖州，今有庙，其靴尚存,长四五尺许,谥曰大圣皇帝,庙号太祖”，“(大同元年)明年8月葬(太宗）于木叶山”。由于辽太祖陵在今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加之辽史记载的木叶山所在的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交汇处无山可觅，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木叶山应在祖陵附近。

木叶山究竟在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之间,还是在祖陵附近，木叶山究竟是一座山,还是同名异地的两座山，只要对记载木叶山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入地分析,结论是不难做出的。首先，记载辽太祖葬于木叶山的《契丹国志》所说的木叶山并不是契丹族崇拜的民族发祥之山。据《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载:“(契丹）地有两水，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盂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曰袅罗箇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潢河是也。至木叶山，合流为一，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证明《契丹国志》所说的契丹族发祥之山其方位在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交汇处。至于同书所说的葬辽太祖处的木叶山应是同名异地的另一座山。又《契丹国志宫室制度》载:“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文中提到的木叶山之南楼,据《辽史地理志》载:“永州......太祖于此建南楼”。可知南楼所在的木叶山是指契丹族发祥之山，因在上京以南,故称南楼，而祖陵位于上京西40华里,显然南楼所在的木叶山是契丹族发祥之山，而非祖陵木叶山。契丹族发祥之山在上京以南还可以从《契丹国志》的另一条记载而得到验证,(天庆九年）“夏,金人攻破上京路,祖州则太祖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仙、望圣、神仪三殿，并先破乾、显等州如凝神殿、安元圣母殿、木叶山之世祖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金灭辽是自南向北攻入上京的，位于上京以南的乾、显二州和木叶山自然首先遭兵焚,而位于上京以北的辽帝诸陵被毁的时间要晚于上京被攻破的时间。此外，祖州天膳堂是供奉辽太祖天皇帝的享殿，而木叶山的世(始)祖殿，是供奉契丹族始祖的。可见两河流域的木叶山和祖陵木叶山不仅地域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尽相同。

祖陵和木叶山是契丹族神圣之地,辽帝每年都在两地举行大型祭活动,如果木叶山（契丹族发样之山）在祖陵附近,那么必然两种祭祀活动将密切相关的进行,或相隔很短的时间进行。事实上,辽帝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却从来都是单独进行的，从来未见有任何关于祭辽太祖时同时或随后祭祀木叶山的记载。从文献记载来看,辽帝祭祀木叶山的巡幸路线和巡幸祖州的路线相反，如《辽史太宗本纪》载: “(神册十二年，12月甲申,东幸，祀木叶山”。而祖陵在上京西北方。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判断《契丹国志》记载的木叶山是两座同名的山，后人不加区分地将两座重名的山误植于一地，从而增加了对木叶山考证的困难。

我们知道，历史文献记载的木叶山即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交汇处并没有山岳可寻，木叶山显然不在当今的两河交汇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木叶山根本就不在两河之间。事实上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木叶山就在两河之间的某一座山岳，只不过目前还未得到确认而已。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根据建在木叶山上的两座始祖庙的排列制度分析,这两座庙的方向应为面向东方南北并列的建筑。这种东向并列的建筑格局首先是和契丹族的尚东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南北庙并列的布局正好代表了来自南北方的两个始祖。土河在南，南庙代表的是从土河而来的神人男始祖；潢河在北，北庙代表的从潢河而来的天女女始祖。这种始祖庙格局和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北南东流，然后汇于一处的自然地貌相吻合,也充分验证了历史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而这种自然地貌在祖陵是根本找不到的。

根据文献记载，辽代时期木叶山并不在两河交汇处，而是在两河交汇处以西距离土河较远位于潢河南岸的一座山岳。据《辽史太祖纪赞》载:“奇首可汗生都庵山，徒潢河之滨”。又据《辽史礼志》载:“兴宗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又《辽史圣宗本纪》载:“（天禄十二年秋)6月申午,祠木叶山及潢河”。证明木叶山距辽河很近，故将祭辽河神的神庙建在木叶山上。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是辽河的两大支流，现在一般习惯将两河交汇处以下称为辽河，在古代都一直视潢河为辽河的正源，故而潢河又称辽河。如《辽史后妃列传》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 ......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日:“青牛妪，曾避路”。又《辽史圣宗本纪》载:“(开泰八年)5月己亥,迁宁州渤海户于辽、土二河之间》。可见辽河是潢河的另一种称谓无疑。

有的学者将木叶山定在西拉沐沦河北岸的西拉西山,其实木叶山并不在西拉沐沦河北,而在河南滨河处。如果木叶山在河北岸，那么建在山上南北两座的始祖庙的位置将无法解释。另外,在我们调查西拉西山的建筑布局时发现,所有的建筑都是南向,建筑布局均为中轴线配置,没有发现东向的南北两庙建筑形式，这显然和历史文献记载不合。从宋人使辽行程录分析,宋代使臣去木 叶山只渡土河而未过潢河，如《宋绶行程录》载:“(香子山馆)90里至水泊馆，渡土河,亦云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边平坦处，国主曾在此过冬。凡80里至张司空馆，70里至木叶馆，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空帐,又至木叶山，30里始有居人，瓦舍及僧舍。又经荆榛荒草,复渡土河”①。长泊在今奈曼旗境内,宋绶是沿着孟克河北循。过土河的地点应在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一带②，按两河之间最东端山岳今西拉沐沦河南岸海日苏山脉计算，白音套海距海日苏山脉约140华里,和宋绶渡土河行150余华里至木叶山的距离相差无几。

宋绶至木叶山后又按原驿道返回，从而复渡土河,表明木叶山在潢水之南无疑。

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下游，是科尔沁沙地平原的向西延伸部分,两河之间均为平坦的沙地,加之落差很小,河床几乎没有下切，很容易造成洪水季节的河流改道。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两河交汇处并不能代表古代两河的交汇处。本叶山是公元4世纪以后契丹族确立的民族发祥之山，160年来两河交汇处的河道变迁情况我们无从查考，但是从契丹族关于民族起源传说中推算,公元4世纪经潢河和土河的交汇处应在今海日苏山脉的东端,经过1800多年的岁月沧桑才下移到大兴一带。尽管在辽代两河交汇处，就已经距木叶山很远，但是木叶山这座标志着契丹民祥发祥的圣山却仍然被契丹人崇拜着,有些学者不考虑两河流域的古代地质、水文情况,到现在的两河汇合处去寻觅木叶山，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北40华里处，即辽太祖陵附的木叶山，过去一些研究者往往将此山和位于两河流域的木叶山相混淆，根据文献记载分析,祖陵附近确实有一座和木叶山同名的山，据《册府元龟》卷980载：天成元年（辽天显元年）9月，幽州赵德钧奏，先差军将陈继威使契丹部内，今使还得状称:今年7月20日,至渤海夫余府，......其月27日，阿保机身死。8月3日，随阿保机灵柩发离扶余城，......继威见契丹部族商量来年正月，葬阿保机于木叶山下”。陈继威奉使契丹,在渤海余府恰逢契丹部族的首领议辽太祖葬于木叶山下，系亲耳见闻，身临其境,不会有误。木叶山只能在祖陵附近。辽太祖死后，曾将生前亲近随从多人殉葬，史料也称这些人随葬木叶山，据《宏简录》载:“太祖崩，后言、召从行将帅等妻谓曰：我今为寡妇，汝等岂宜有夫，因杀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于地下。左右有过者，亦多杀于墓隧中。因事怒赵思温，使送木叶山，不肯行，责之，对曰：“亲莫若后,何乃不行?乃断一腕的中而释思温不杀”，由此分析亦可知,祖陵附近的木叶山和两河流域的木叶山不是一座山，而是名称相同位于两地的两座山岳。另外据《宋绶行程录》称:“至木叶山,......木叶山本阿保机葬所，又云祭天之地。东向设毡屋，题曰省方殿，无阶，以毡籍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题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③。宋绶的木叶山之行，是作贺千龄节的使臣前往木叶山下拜见在此捺钵的辽圣宗的。在他的行程录中将辽帝的牙帐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对木叶山上的始祖庙建筑却只字未提,显然他对牙帐的记载是其亲眼所见,而木叶山的记载是他从伴宋使那里听说的。宋绶并没有参拜木叶山始祖庙的使命,他只不过是途经木叶山，加之他对契丹地理和风俗习尚知之甚少,所以他对木叶山的记载也是模模糊糊的。宋绶在途经木叶山时，对于木叶山的崇高地位和作用,伴宋便必然要向他介绍，即木叶山是契丹发祥之地和辽太祖的葬所,由于宋续不了解辽国有两座木叶山,在归国后撰成的行程录中，误将两座木叶山并为一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行程录中关于木叶山的记载都证实了除两河流域的木叶山以外还有一座木叶山，那就是位于辽太祖陵附近的木叶山。

二、祖山是木叶山的汉译

木叶山作为契丹族的发祥之山,在契丹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契丹人为什么将民族发祥之山和埋葬辽太祖的山冠之以木叶称谓,木叶这句契丹语究竟表述的是什么意思?过去一直为史学界所忽略，然而对木叶山的翻译和解释，是木叶山研究中的必要前提，经过几年来的研究对此，我初步认为，木叶山在汉语里应是祖山的意思，两河之间的木叶山和祖陵附近的木叶山是契丹族形成时期命名的民族祖先发祥之山和迭刺部命名的部落祖先发祥之山。

契丹族是东胡族系的一个民族，东胡族系的诸民族历来以命名一座高山作为民族起源象征的历史传统。东胡族系的早期民族在民族刚刚形成的时候,在民族生活的区域内推举一座高山作为民族起源之山而加以崇拜,并将民族的始祖演绎成是从这座高山上出生并繁行的神话,使对山的崇拜演变成一种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迁徙分化组合,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民族共同体，以东胡族系为主体组成的新民族,在新民族组成之时，遂在这域内命名一座高山为新民族发祥之山,这个新的民族起源之山的名称,有的根据祖先民族起源之山的名称安在新民族起源之山的名称上,如鲜卑族东迁到辽西地区之后，重新组合成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几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遂在辽西地区命名了几个新的鲜卑山④，作为新民族起源的标志。有的山名是根据山峰的某些特点,如乌丸山是根据山的红色而得名的⑤。有的山名很可能依据崇拜的特点而直接命名，如将两河之间的一座山岳命名为祖山，意即祖先发祥之山。东胡族系的诸族,不仅仅以民族为单位拥立一座高山为民族起源之山,在各个部落、聚落以血缘关系为单位，也在部落、聚落区域内命名一座山作为部落的起源之山。以蒙古族为例，蒙古族除了将大肯特山作为民族起源之山之外，各个部落均在居地范围内命名一座高山为部落起源之山，并冠以罕山的称谓,罕汉语译为最高大的意思,即使是迁徙到草原丘陵地带的各个部落,在居地附近并无高山可寻的情况下,往往堆一座大石堆作为山的替代物作为部落起源的象征。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种蒙古语称为额博的石堆又和蒙古语斡尔朵音相近，斡尔朵译为祖居之意,这和契丹直接将祖先发祥之山命名为祖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我们将蒙古族的祭山传统和契丹族的祭山传统比较,就会发现木叶山的名称和契丹族及其各部落的祭山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河之间的木叶山由于历史文献记载明确姑且不说，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祖陵附近的木叶山的名称由来。据《辽史地理志》载:“祖州，......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这些山名中必有一座是木叶山，这些汉译山名，哪一座是契丹语木叶山呢?从木叶山在契丹族的崇高地位考虑,地位一般的山岳是不会冠以木叶山称谓的，只有地位极为显赫的山岳才有资格享受如此殊荣，辽史将祖州众多的山峰中祖山排在了第一位,说明祖山地位高于其他山峰,另外在宋人使辽行程录中也仅记载祖山而不提其它山峰,如《富郑公行程录》载:“至长泰馆,西20里许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机庙”⑥。如果将祖山这座迭剌部确立的部落起源之山和两河之间的木叶山这座民族起源之山从山名和内涵作比较,木叶在汉语里很可能表述的是祖先的意思,祖山就是木叶山的汉译。

祖山是迭剌部命名的部落祖先发祥之山,迭剌部所建的宗庙石室，就是迭刺部按祖先民族“凿石为祖宗之庙⑦”的传统在祖山前方立的祭祀祖山的宗庙。契丹建国后,辽太祖在祖山下建立的斡鲁朵,就是为奉祠设在这里的宗庙，据《武经总要》卷22载:“阿保机既创西楼,又于西南筑一城,以贮汉人，今名祖州”。辽太祖死后,祖州又增加了奉陵邑的内容,成为集奉祠宗庙和看守陵墓的一种行政建置。

按照东胡民族祖先起源的传统观念，各民族的祖先都是从祖先发祥的山上出生的，所以死后各民族的祖先也要归葬到这座山上去，在东胡族各民族处于黎明时期,一般的盛行二次葬,人死后需要灵魂脱离肉体，魂归祖先发祥之山⑧，但是到了晚期，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土葬开始流行，出现了土葬于民族或部落发祥之山的新变化。据《辽史地理志》载:“祖州,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秋猎于此，始置西楼。后因建城,号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庄敬皇帝、祖考简献皇帝、皇考宣简皇帝所生之地,故名”。辽太祖的四代先祖都出生在祖山下，说明迭剌部大人按照祖先起源于祖先发祥之山的传统将部落大人的妻子临产前送到祖山下,生下子女以世袭部落大人的职位,这是东胡族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祖先崇拜演变成对权力崇拜的表现形式。这种分析是基于对祖山及其附近地带的自然环境所得出的结论。祖山附近是山壑纵横的多石山地，自然条件较差,即不适于放牧，也不适于居住，人类除了特定的需要之外、是不会选择在这里居住的。迭剌部部落首领的居住区一直在乌尔吉沐沦河和沙里河交汇处一带,这一带是水草肥美的山间平原,是游牧民族最理想的生活区域。最迟在唐代早期,这里就是契丹族的政治中心，为松漠都督府所在地之一。辽太祖的四代先祖都是契丹部落联盟的头面人物,其居住地应在上京一带,不可能选择祖山一带作为居地,辽太祖四代先祖之所以生于祖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受祖先崇拜观念的制约。

这就和奇首可汗和可敦遇木叶山为配偶，在木叶山生下契丹八个部落始祖以及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生于都庵山，辽国五代祖勃突生于勃突山一样,应该是一种将对山的崇拜和祖先崇拜融合为一体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所导致的。

按照东胡族系的传统观念，各部落大人生要生在祖先发祥之山,死时还要归葬到祖先发祥的山上去。并在死后遗体要停放在宗庙内，据《辽史太祖本纪》载:“(天显元年9月)丁卯，(太祖)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次年八月丁酉,葬太祖于祖陵”。祖州内城西北正好是迭剌部祭山宗庙石室所在地,石室内放置了一个相当大的石床,这个石床便是辽太祖停灵的位置,将辽太祖置于宗庙内停灵一年,实际上就是按照契丹古老葬俗让辽太祖的神灵回到部落发祥之山上去,待一年后再按照中原的葬俗“太祖陵凿山为殿,日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⑨”的方式安葬。辽代帝陵的埋葬区域特点也按归葬习俗进行,辽太祖、太宗，穆宗都是葬于祖山一带的群山；人皇王、世宗、景宗、天祚帝葬于契丹祖先民族命名的鲜卑山区（医巫闾山）；圣宗、兴宗、道宗葬于勃突山附近,“庆州......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沒,葬山下”⑩。由此围绕祖先发祥之山形成三大皇陵归葬区。即使是契丹的贵族和平民百姓，也按归葬习俗安葬在各部落的区域内，辽史记载的许多贵族官吏远在几千里外做官,死后也要不远千里归葬祖堂就是这种归葬礼习俗的反映。至于为何契丹人不葬于两河之间的木叶山,这主要是由于两河之间不适于土葬造成的。两河之间均为的沙地，砂质土壤不易固定,地下水位极浅又不易深埋，如果土葬,不但地表难以建立封土堆积，天长日久就是砂走棺露。此外两河之间没有像大兴安岭和医巫间山那样气势磅礴，山青水秀的山脉,辽代皇帝埋葬又将堪舆地理术作为依据,两河之间也没有像堪舆地理术所要求的葬地，辽代皇帝不以两河之间木叶山作为葬所其原因概源于此。

从语言比较学角度对本叶山进行解释,在木叶发音相近的语言中，也能找到和祖先发祥有相近之处的词汇。蒙古语和契丹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两种语言在语法和发者方面有许多相近的地方。蒙古语都叶，和木叶发音相近,译为祭记之意,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契丹语木叶山之意即汉语祭祀的祖山之意,所以生活在辽国的汉人按汉语将木叶山翻译成祖山，而不用契丹语木叶山，这和汉人称潢水而不称契丹语女古没里是一个道理。

按照木叶的发音去寻找和契丹祖先发祥之山有关的山脉相对照，我们发现称作木叶山的山还不止两处，契丹始祖所生的都庵山，也是契丹语木叶的另一种音译。木叶和都庵发音基本相同。都庵山位于老哈河上游，是契丹族未形成之前奇首可汗所在部落的发祥之山、后来奇首可汗所率部落东北迁徙到两河交汇处,和其它部落融合形成契丹族之后,遂将两河交汇处的一座山命名为新的木叶山(都庵山)并以此作为新民族成立的标志。

在《契丹国志》等较早期记载木叶山的历史文献中,一般地将祖陵附近的祖山按契丹语称为木叶山，将木叶山称为祖山的仅仅见一处即《富郑公行程录》，显然该行程录未经叶隆礼修改原文便收于《契丹国志》中，表明宋代历史文献仍习惯按契丹语称祖山为木叶山。到了元代编修《辽史》时，《辽史》里再也见不到称祖陵有木叶山的任何记载。《辽史》的编纂者可能在收集史料注意到两处同名的木叶山容易给人造成地理上的混乱,同时也避免在注释上的麻烦,所以在编书过程中统一体例,将祖陵附近的木叶山一律按《富郑公行程录》所称的祖山称呼，而将两河之间的木叶山保留。然而后人不知《辽史》编纂者的原意,反而在对木叶山的考征上增添蛇足之笔,使原本就清楚的史事变的愈加混沌不清，现在实有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之必要,本文所阐述的目地就在于此。

注释:

①③《宋会要》卷162。

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④《太平御览地部》10鲜卑山条引《十六国春秋》:“慕容麾,先代君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也，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之西北100里，与此异山而同”。

⑤关于乌桓山的得名，据丁谦:《后汉书乌桓传地理考证》载:“乌桓因山得名，乌桓者，鸟兰之转音也。蒙方语红曰乌兰，故传又称赤山。考游牧记,阿鲁科尔沁旗北乌兰峰，与乌珠穆沁旗接界”。

⑥《契丹国志》24

⑦《魏书礼志一》。

⑧《北史契丹传》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从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

⑨⑩《辽史地理志》。

作者：张松柏

编辑： 乌伊罕、任静

仿木栏杆 塑石假山戴大师

掐指而算，戴师傅已经整整跟随我十三个春秋了。由于业务繁忙，一直处于塑石假山、仿木护栏施工中，没有时间去写点什么。今年特殊时期，闲暇时间，静下心来，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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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洞生态护栏施工

十八洞村制作仿木栏杆是来的那么惬意，我清晰的记得，那时2018年9月。十八洞村是全国精准扶贫首倡地，生态栏杆施工是高要求，选择带队的还是我们的戴大师。戴大师首先从十八洞村村部栏杆开始制作，我在旁边目睹他的风采，只见他挥舞着焊钳，在空气中燃烧去优雅的焊花，一点一点的仿木栏杆骨架焊接起来，他显得那样从容，这份从容不紧迫，是来自扎实的塑石栏杆功底与高超的技术来做支撑的。十八洞村生态护栏施工完毕当日，甲方老板大摆宴席，犒劳本队伍所有工人，并且自己亲自驾车，护送戴大师两口子回家，这份友情，这份待遇，是建立在我们队伍忠心不二、技术超凡脱俗之上的。

天下第一洞中峰洞标志石施工

观音背景山施工

武冈桃园假山栏杆三十年来，永远矗立在塑石假山、仿木栏杆项目施工中的佼佼者，与师傅们的勤奋刻苦、科学钻研、技术更新、衷心不二分不开的；与甲方、业主方的仁爱有加、热情传播、业务介绍、关爱关照、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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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洞天水世界生态门楼第一次批灰施工中

四川省洞天水世界生态门楼第一次批灰施工中

四川省洞天水世界生态门楼完工后回访中

北外滩朱家木桥的“宋家圈”

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北岸虹口区域，今天以“北外滩”之名成为整个东海之滨最火热的土地。这片南望二水、地势绝胜的狭长滨江地带，也是上海近代化进程的最前沿。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黄浦江沿岸陆续设立租界，稍晚于英国人到来的美国人发现，同属上海县的苏州河北岸，有一片未开发的区域，尤其此地有虹口港下通黄浦江，上溯还可达江湾、吴淞，为开埠经营的尚佳选择。传说其中一位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牧师，得到时任上海道台在此设立租界的许可（实际历史要复杂漫长得多），北外滩便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末，全速驶入了属于自己的发展轨道。

未曾遗忘“朱家木桥”与“宋庆龄出生地”

在北外滩黄浦江河道北仅一里地的位置，民国之前曾有一条平行于黄浦江的小河港，东西贯通虹口港与杨树浦港两支水系，河名叫“新记浜”，西自虹口老街西侧的“里虹桥”（位置在今东汉阳路桥），河道分别为今天虹口区西安路、唐山路、昆明路等。新记浜流经当日的东新记浜路（今新建路）时，有一座木桥跨此路两岸。历史上的新记浜与路似乎都没留下太多印记，不过浜上的那座木桥要有名得多。桥名“朱家木桥”，大约之前这里有过一户姓朱的大家在这附近，位置即今新建路唐山路口。然而因一户近代史上重要的家族的入住此厢，“朱家木桥”在近代回忆录中成为高频词。

民国二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新记浜路区域，途中可见路与浜交汇处有一座木桥

1918年《北华捷报》版上海地图及本文相关地点示意图

朱家木桥北有条东西走向的东有恒路，路上的民宅住了一批新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最早来沪发展的新教教会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位华人神父，将他的家眷搬到了朱家桥一带，他的二女儿出嫁后与任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传道的女婿同住在这里，后来他的外孙辈走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响当当的名字：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他们的外祖父、伦敦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倪韫山（1837-1889）是川沙人，咸丰八年（1858）二十二岁的倪韫山由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于老天安堂施洗加入教，十二年后的同治九年（1870）成为牧师。作为“麦家圈”的重要华人牧师，在英国人新建新天安堂，并将山东路老堂赠予华人传道后，正是倪韫山等负责接管；二十世纪初天安堂自立后，其幼子倪锡纯又出任首任堂议会会长，在日后翻修老堂的事业中，倪家诸婿更是慷慨解囊。可以说，倪韫山家族可谓伦敦会“麦家圈”最重要的华人柱石。1904年，伦敦会还把之前麦家圈的“麦伦书院”迁至朱家桥倪家东北面的兆丰路（今高阳路，即今继光中学），使得北外滩成为伦敦会又一重要的聚集区。

倪韫山的夫人倪徐氏，据载为徐光启的后人，其父为徐光启八世孙徐士荣，士荣的材料非常有限，今天可以从《民国上海县续志》找到他的传记，知道他在太平军围上海时为救济难民，散尽家财，最后贫病交加，散手人寰。上海与川沙旧志书中载士荣的夫人为川沙俞氏，三十岁夫亡后守节五十年，这么推算倪韫山于光绪十五年逝世时，他的丈母徐俞氏当尚在，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这位俞太夫人晚年曾跟随女婿生活。

倪韫山与倪徐氏共生十子女，但夭折五人，长大的孩子是二男：锡龄、锡纯，三女：珪金、珪贞、珪姝。倪家二代的出生地有两说，一说全部出生于老家川沙，一说则为老县城；不过可靠的是他们后来都来到了朱家木桥生活。倪家三女分别嫁留美归来的牛尚周（江苏嘉定）、宋嘉树（海南文昌）、温秉忠（广东新宁）其中牛、温不仅是表亲，还分别是晚清第一及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当然，他们之中日后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二女婿：宋嘉树。

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及子女

其实，新婚的宋嘉树一开始并不那么顺利，不怎么会说国语与上海本地官话的他，在监理会的传教生涯也不太顺利，他与著名的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不睦，并最终辞“巡行传道”，改“本地传道”，放弃教会薪水。不过他终生为此不安，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传道事业。转而投身实业的宋嘉树，竟在印刷、面粉等领域斩获颇丰，一下子从普通的传教士成为一方巨贾。原先仅得与丈母（时丈人倪韫山已殒）及连襟（牛家）麇集倪家老宅的宋嘉树，在长女霭龄出生后的1890年左右，于朱家木桥老宅后兴建全新的豪华住所；这里也诞生了一群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宋家人。

宋宅，笔者摄，2015年。这里外墙立面已有所改变，但建筑主体架构依然保持原样，这在十九世纪晚期属于豪宅的规模。宋宅也是孙中山早期秘密活动的据点，宋庆龄最早就是在这里见孙中山。

当然，朱家木桥的出名还因为一则学术上的争论：宋庆龄的出生地究竟在哪。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宋庆龄逝世之后，关于其出生地的争论，就在虹口朱家桥与浦东川沙镇、甚至南市咸瓜街等选项中激烈展开。通过近代史界、宋研会及地方史志学者的不懈努力，基本可以确认答案就是虹口宋宅。川沙说的佐证多出自晚辈乡人的回忆，其中以转述的黄炎培回忆影响最大，但那些碎片化的回忆被传世文献证实多为空穴来风。不过宋庆龄出生地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地方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交错记忆”、张冠李戴的现象。宋嘉树、倪珪贞夫妇，及其上辈倪徐及再上辈徐俞伉俪之中，有非常浓厚的川沙色彩，三代之中大多数人都有相当的川沙生活经历；这些“交错记忆”后来纷纷被移植到了更有影响力的下一代宋庆龄的身上。

虹口区文化局编《虹口宋氏老宅及宋庆龄诞生地史料与研究》为此研究重要的资料汇编

当然，论证北外滩朱家木桥宋宅为宋庆龄及其兄弟姐妹的出生地时，不仅有前人整理地契、档案、生平材料甚至口传文献的佐证，这背后还有一段重要的因缘，倪宋家族并不是孤立的家庭，他们周围有一个虹口精英人文圈，而宋家还位于整个圈子的核心位置，这无疑是川沙所不具备的。

虹口的“宋家圈”

朱家木桥“宋家圈”一说，借用伦敦会“麦家圈”的提法。十九世纪中叶第一个进入上海传教的新教团体伦敦会的麦都思牧师，在山东路上创办教堂、医馆、书院后，因名“麦家圈”。朱家桥宋家当然未参与太多本地公共设施的创建，“宋家圈”一说只为揭示倪宋家族非同一般的北外滩姻娅圈。

“宋家圈”不仅有具体的人群，也是一段因缘；这段因缘之中，有英美基督教新教团体的入华传教史，中西交流史，也有北外滩本土精英的成长历史。朱家木桥的“宋家圈”最早的成员，是川沙倪家儿女与他的女婿们；倪家后代中锡纯继承乃父韫山遗志，在教会中继续工作。三位女婿中，牛、宋两位在朱家桥安家，太夫人倪徐氏在倪老太爷逝世后先住在牛家；宋宅新建后住到了宋家。与宋家一样，牛家也极其注重孩子教育，尤其牛尚周在美国留学时曾希望能做医生，但由于自己公派身份身由不得自己，所以将学医理想寄托在子女身上。牛家两子两女：惠霖、惠生、惠珠、惠珍后来全部送出国深造，学成归国后行医从教，报效国家。牛宋两家的妹夫温秉忠，似乎长期都在漂泊，曾在南京出任暨南学堂（后暨南大学）的学堂总理，并多次带国内考察留学团赴美，正是这位小姨夫的亲自护驾，宋氏三姐妹于1905、1907年分两次从朱家桥赴美留学，才让家里人放心。

牛惠霖、惠生共同创办的霖生医院。牛氏兄弟为中国近代医学界重要人物，并先后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朱家木桥不仅住着倪宋牛家的姻亲，附近还有不少知名的教友邻居。倪家后人回忆，他们家对门就是美国圣公会的吴虹玉牧师家，甚至他们日后也成了亲戚。吴虹玉是虹口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华人三杰”之一，十三岁从常州老家来到圣公会学堂求学后赴美，读书工作之余，还有幸成为美国南北战争史上第一位、可能也是唯一一位参战的华人。九年后回国的吴虹玉，加入圣公会传教工作，并成功开拓了虹口江湾的教区。不过吴牧师最大的贡献，是为虹口建造了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虹口医馆”、即日后的同仁医院；在圣约翰学院改大学后，同仁医院内同时设立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前述牛家兄弟惠霖、惠生就是这里毕业后赴美继续学医深造的。

“三杰”中的另两位：黄光彩与颜永京及其家眷，其实住得也不算远，就在新记浜入虹口港西岸的文监师路上（今塘沽路）美国圣公会老救主堂附近；他们两位担任前后担任救主堂华人堂牧超过三十年。黄、颜两家在教育与社会活动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黄光彩女素娥为圣玛丽亚女校首任校长，嫁圣约翰校长卜舫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而圣约翰学院得以成立就有颜永京的汗马功劳。从虹口塘沽路走出的颜氏一族后人，在近代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堪比他们的朱家桥宋、牛氏的邻居们。

颜永京长子锡庆与他一样留学美国建阳学院，次子志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毕业，三子殇，四子惠庆弗吉尼亚大学，五子德庆留学美国理海大学，日后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女庆莲，毕业于弗吉尼亚斯图亚特霍尔学校（Stuart Hall School）；尤以北洋政府总理、知名外交家颜惠庆成就最高。甚至，惠庆于北美任外交官时，本与宋家长女霭龄过从甚密，不过后来因颜奉调回国而告终。颜永京幼妹所嫁东吴大学创始人、嘉兴曹子实，则为宋嘉树的监理会同事，据说还教过宋吴语官话；曹颜所生二子中，有日后协助宋嘉树成立基督教青年会的曹雪赓，及更有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另一女芳芸，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最早的学生，宋氏姐妹的同学，又与弟云祥及宋家庆龄、美龄一同留美。这个松散的北外滩名流圈，无疑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人文聚集地之一；包括宋庆龄在内宋家子弟出生在此，则无疑较川沙更有其合理性。

作为纪念物的同仁医院

“宋家圈”的后代们在政治、文教圈的影响与成就已不用赘述，不过还有一个特别瞩目的现象值得一提：在现代医学方面，这群“宋家圈”后生们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绩。宋家的邻居及日后的亲戚吴虹玉，最早创办虹口医馆，后在美国圣公会的扩建下，成为同仁医院（St.Luke Hospital）与圣约翰医学院。

同仁医院旧影

这其中北外滩最早的开拓者文惠廉牧师的长子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1910）在其中居功至伟。医学院最早的学生中，除了宋家圈的牛家兄弟外，还有一位在日后医学界的重要人物：颜福庆（1882年7月28日-1970年11月29日）。

颜永京弟如松，娶吴虹玉妹，在江湾镇生下三子二女，福庆行二，但如松很快病殒，其子女由大伯永京及大舅虹玉抚养长大，吴家在朱家桥有住所，而颜大伯家在救主堂附近，少年颜福庆也是在北外滩宋家圈长大。在梵王渡圣约翰中学毕业后，颜福庆回到同仁医院的圣约翰医学院继续求学。

青年颜福庆像。从圣约翰医学院毕业后，颜福庆远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今年11月29日为颜福庆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祭，谨此纪念。

与牛尚周同属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川沙曹吉福，育有三女一子，其长女惠英嫁倪韫山幼子锡纯，川沙曹氏遂在宋家圈同龄人中长了一辈。颜福庆所娶，为曹家二小姐秀英，三女美英嫁民国外交家史悠明。颜福庆遂不仅从邻居成为宋家圈姻娅亲戚中的一员，姐夫锡纯的姐姐珪贞、珪金，所诞的同龄子女，名义上都成了福庆的表外甥们。

作为近代医学教育大家的颜福庆，在后来的岁月里相继开创湘雅、上医、中山医院、澄衷疗养院等现代化医学机构，已为大家都熟知；而“宋家圈”的纽带之谊也为颜福庆的医学事业带去了莫大的帮助。

2020年11月22日，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出品的大师剧《颜福庆》在中山医院福庆厅上演，医学院师生共同缅怀上医创院院长颜福庆先生。舞台上，颜福庆1937年在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新校舍落成典礼上的致辞，叩问办医学医初心，铿锵有力，令人动容。

1931年夏，宋母倪珪贞病逝青岛，子女遵太夫人遗志捐出葬礼赙仪，交给颜福庆筹办全新的上海医事中心：上医与中山医院。当日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宋家有此善举，为颜福庆募缘创校大开方便之门，新上医建筑群也得以在四年后的1936年在枫林桥落成。这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中摔断腰椎的美龄的先生，于次年春到新落成的上海中山医院就诊开刀，除了表舅颜院长外，两位表弟、骨科专家牛医生们也赶来助阵。

说道那座走出多位现代医学界重要人士的同仁医院与医学院，于八一三抗战后搬离虹口，辗转沪上各地，其建制在解放后被拆开，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并入震旦大学旧址内新建的上海第二医科大（今交大医学院），同仁医院则远迁长宁。当年那栋老同仁医院建筑，在经历战火与岁月后，依然屹立在塘沽路、东长治路与南浔路的街口。

同仁医院旧址塘沽路、东长治路口，笔者摄。

因外墙翻新及新增门窗，外部西式拱券、窗台已不复存在，但庆幸整体建筑架构依然是1914年落成时的样子。这所老同仁医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旧址，是美国圣公会建筑群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大型单体建筑，甚至也是北外滩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近代建筑之一；与朱家木桥宋宅一样，这些老建筑在虹口发展史及中西交流史中，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文章来源：上海通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