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碑林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南完山顶，占地7万多平方米，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龛摩崖造像、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相毗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青少年教育基地。

整个碑林有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和张国焘纪念像园;刘伯坚烈士纪念像园;碑林长廊;楹联长廊;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吴瑞林将军纪念碑;红军陵园;奉献碑;标牌碑;观景台共十大碑区。安放有“歼六”战斗机一架及“二七”高炮两门。共嵌立石碑3388块，刻红军英名10万。其中红军将士个人纪念单碑2666块;楹联碑500块、1000幅。立个人纪念单碑的红军将士分布在29个省、市、区，中有元帅1人，国家领导人18人，大将3人，上将28人，中将86人，少将360人，夫妻红军138人。刻人英名纪念碑的9.6万人中，有省军职948人，地师职2998人，1927年至1937年牺牲的师团职烈士1124人，知名红军烈士9万人，西路红军、失散红军1200人，知名女红军138人。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建设，是巴州区张崇鱼1990年至2000年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从自费800多元邮信至全国各地征集红军史料开始，在没有专人专款的艰苦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先后60多次，行程20余万公里，拜访了800多个单位和2000多位红军将士及亲属，掌握有红四方面军将士名录6500多人，烈士名录10万余人，红军史料上亿字，搜集红军将士照片、手迹5000余件，同时从各方面筹集资金，经过十多年才建成这样。

川陕苏区红色交通线

川陕苏区红色交通线，由中共四川省委于1933年建立。先后在绵阳市三台县境内建立3条交通线，现连接交通线的5个站点（三台小学巷2号城关联络站、县城东门外李沙罐联络站、秋林驿成恒药室联络站、柳池联络站、芦溪兵站）已全部损毁。

1932年12月红军入川后，中共四川省委为了畅通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建立了从成都出发，经三台、盐亭、南部、阆中、苍溪五县，通向川陕苏区领导机关驻地巴中的秘密交通线。

三台县革命历史展览馆（图片来自网络）

一是途经三台——盐亭——南部——阆中——苍溪，渡东河到达根据地的人事交通线。交通线于1933年初建立，以三台中心县委为中心，沿线设9个联络站。其中，三台中心县委领导的有三台小学巷2号城关联络站、县城东门外李沙罐家联络站、秋林驿（今三台秋林镇）“成恒药室”联络站、“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现盐亭县境内）、富村驿（现南部县境内）联络站。这条交通线，除向红军和苏区输送干部、战士和进步青年外，还负责传送军事情报和中央、省委、红四方面军、川陕省相互往来的信函、文件以及食盐等急需物资。1933年秋，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化名何柳华）、中央交通员王治齐（化名杨德安）、奉调根据地作省委军委书记的罗世文，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到达苏区。

二是途经三台（柳池）——盐亭——富村驿——南部（建兴）一阆中——苍溪，渡东河到根据地的情报交通线。1933年3月，省委为配合红军斗争，派人到三台沟通省委与川陕苏区的联系，为红四方面军提供军事情报。7一8月，省委指示三台中心县委“收集国民党二十九军进攻川陕苏区的一切军事情报，及时向红四方面军提供”，三台中心县委在三台与南部之间建立交通线。情报交通线由三台、阆南、南充三个中心县委及所属沿线基层党组织负责。情报交通线建立后，人事交通线不再传送军事情报。29军中共秘密军事小组获取的情报，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达苏区。

三是途经三台（芦溪）——柳池（或县城区）——盐亭——苍溪，渡东河进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1933年11月，四川省委派特派员夏育群（夏仲寅）在三台芦溪设立兵站，开辟了专门接待省委与苏区之间往来同志，输送白区失业工农群众去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一些进步青年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川陕苏区，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10月三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人事、情报交通线停止活动，芦溪兵站承担了沟通苏区的联络任务，直至1935年春才撤离。

今日三台（图片来自网络）

省委创建的途经三台的3条秘密交通线，在1933年至1934年间，向根据地输送了上千名各类人员，其中，党团干部和专业人才200多名。红色交通线，沟通了省委、中共中央、川陕苏区的相互联系，解决了四川地下党向川陕革命根据地传递情报、输送人员、运送物资的问题，为粉碎敌人封锁，壮大红军力量，支援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三台县地方志办公室）

罗之聪 ‖ 川陕苏区作风纪律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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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1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底至1935年春两年多时 间，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取得了辉煌胜利。毛泽东同志给予很高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和川陕苏区的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切实加强作风纪律建设，以过硬作风和铁的纪律，为革命胜利提供坚强保障。当下，作风纪律建设依然是党的事业成败和执政地位巩固的关键，川陕苏区作风纪律建设好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

一

川陕苏区优良作风纪律形成溯源

川陕苏区优良作风纪律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继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优良传统基础上，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各级党组织在川陕边艰苦革命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川陕省委党校旧址

1

革命理想的指引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高度重视对红军指战员、苏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革命理想、革命理论的宣传教育引导“。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极为广泛、深刻的马克思 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启发了群众的觉悟，使革命理论、特别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议案》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先进革命理论的指导，就难于执行其肩负的繁重任务。所以，每个党员必须要加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川陕苏区党员干部正是在建立苏维埃革命理想的指引下，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矢志不渝地朝着革命目标奋进；在胜利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革命必胜信心，为了理想和信仰舍生忘死、视死如归。

2

严峻形势的迫使

川陕苏区两年多时间，一直处于国民党四川军阀围攻之中，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特别需要过硬的作风纪律，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有效组织发动群众投身到保卫苏区中去。1933年11月，川陕苏区又面临国民党四川军阀来势汹汹的“六路围攻”，“兵力初为80 余个团，后逐渐增加到110余个团，近20万人。另有空军2队、飞机18 架……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红军”。为应对残酷战争形势，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都对保持良好作风和严明纪律提出要求,用铁的纪律锤炼作风、锻炼队伍、夺取胜利。正如徐向前所说“，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作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

3

宣传教育的浸润

川陕苏区广泛开展作风纪律教育和政策宣传，在地方，从省委到乡支部；在部队，从方面军党委到连支部，全面加强作风纪律教育。“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内容为共产党政治主张、红军 的斗争历史和纪律、革命的光荣前途及艰苦性以及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等。”党员干部和红军将领在省委党校、彭杨军政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学习，加强党性党风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廖承志、罗世文等先后在省委党校任教，方面军首长也经常到彭杨军政学校授课。苏区制发《党员须知》《红军须知》等规章制度，编成《红军纪律歌》传唱，让作风纪律规定深入人心。

川陕省总工会旧址

4

制度规定的匡正

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条例，如《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等，制度指向明确，规定具体适用。红四方面军制发的《红军须知》强调“ 打土豪要归公、服从上级命令、不拿工农一针一 线”。1934年11月，清江渡军事会议制发的《组织川陕省总工会旧址编制与纪律问题》大纲，规定了部队的组织编制和纪律。苏区在作风纪律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于防止不正之风、保持清正廉洁、赢得群众信赖，起到了关键作用。苏区干部能上能下、丹心向党，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守纪律，讲规矩，如两次“停职审查”的李正良、不计个人得失的刘子才等。

5

军地领导的示范

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关心群众、无私奉献、英勇奋斗、吃苦耐劳蔚然成风。李先念、徐向前、王树声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住的是普通民房，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为苏区党员干部作出榜样。在苏区食盐奇缺之时，徐向前同战士们一起吃淡菜，不搞特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关心群众疾苦送银圆；视死如归的向重泽、鞠躬尽瘁的王怀等苏区干部及红军将士先进事迹广为传颂。红军将领智勇坚定，为官兵作表率，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向战士喊响“跟我走“”跟我干“”跟我冲”，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红军指战员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

6

严厉惩处的震慑

川陕苏区纪律严明，执行有力，惩处严厉。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强调“：党员屡 犯错误，离开党的路线，不能改正者，当受纪律的严重制裁，实行清洗出党。”政府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公有企业及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分别处以死刑、监禁、强迫劳动，或警告、撤销职务等处分。”对各级政府，工会有检查和监督的权利，且工会监督政府的内容有很具体的规定。据余洪远将军回忆：“当年我们管理干部就靠两条，一靠法规，二靠监督。由于有这两条，干部就不敢乱来。”长赤县保卫局长黄文国回忆：那时有一个制度，干部贪污500吊钱（1块银币＝30吊），就要被判处死刑。

二

川陕苏区优良作风纪律的主要表现

川陕苏区的党员干部、红军战士，用自己的崇高理想、鲜血和汗水铸就了优良作风纪律，赢得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誓死追随。正如1935年8月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所言：“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是现在一方 面军应该学习的。”

1

实事求是，排难创新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苏区干部和红军将领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战略战术。在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根据敌众我寡形势，克服装备落后困难，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待机反攻”的正确方针；在防御中，以有利地形，等待敌人战线拉长、疲惫不堪的有利时机，实施反攻，取得重大胜利。在组织群众方面，根据川陕边各群体特点，建立工会（雇工会）、共青团、贫农团、童子团等群众组织，并给其分配工作任务；在宣传教育方面，因地制宜，善于创新，立足苏区山高石多实际，錾刻一万多 幅石刻标语，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语言，开展政策宣讲和革命教育。立足苏区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创办一批军工民用企业，制定《税务条例》《营业条例》等，创办各类经济合作社，开辟红色秘密交通线，发展与白区商业贸易，以此突破敌人经济封锁。在四方面军总医院，伤员动手术没有麻醉药，张琴秋与苏井观等医生一起反复研究、实验，制成一种疗效较好 的麻醉药剂“氯仿”，大大减轻伤病员在手术过程中的 72痛苦。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2

心系群众，爱民为民

苏区党员干部树牢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王树声带领20多个战士帮驻地群众彭荣华家割麦子等服务群众的故事广为流传。王维舟在回忆录中写道“：川陕苏区共产党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分田分粮、抗捐抗租、武装自卫、反对拉夫抽丁等口号，深得工农群众拥 护。” 在政治上，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明确“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只有我们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有权选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 在经济上，开展土地革命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让广大农民“耕有其田”；组织民工整治道路，疏通河道，方便物资运输和群众生产生活。在民生上，建立教育卫生医疗机构，实现群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使广大群众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革命热情不断高涨，衷心拥护和倾力支持红军。苏区群众“最后一碗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儿郎送去上战场”。两年多时间，苏区32 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260 多万人（次）参加各项支前工作，提供军粮5亿多斤。

3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作风就是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在扩大队伍的同时，加强部队教育管理，增强部队战斗力。红军战士忠诚勇敢，顽强作战，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连续行军作战，充分发挥了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党员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一往无前。许世友在《我在红军十年》中回忆道，反“六路围攻”时“，正因为我们有一股‘硬’的作风，再顽强的敌人也攻不破我们的阵地”。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以8万之众，击败川军20万。无坚不摧的革命胆略、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成为克 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南江，至今还流传着一 首民歌“：说砍头来就砍头，伤疤就有一碗口，马列主义在心中，二十年后再报仇！”

4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川陕苏区党员干部，为支援革命战争，艰苦朴素、厉行节约，以 充实战争所需物资。川陕省委在《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中强调“：红军各机关要节省粮食，每天吃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反对浪费粮食，要坚决反对准备粮食中破坏政治影响和侵犯中农利益的一切行为。”徐向前火线捧雪吃“油米子”指挥作战；掌握苏区财经大权的郑义斋，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新场乡苏维埃因反动派洗劫无法使用，搬到山洞办公数月，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工作。四方面军总医院医护人员自制医疗器材、自种中药药材，解决药品不足问题。在粮食严重缺乏的形势下，群众宁可自己吃野菜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把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胡豆、洋芋、竹笋，都献给红军。正如徐向前所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

5

廉洁奉公，无私奉献

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川陕苏区党员干部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川陕省委制定九项纪律，红四方面军制定十条纪律。据李天焕回忆：“红四方面 军在川陕苏区是非常重视纪律廉洁工作的。”领导干部带头以身作则，李先念养伤期间不吃警卫员从老乡田里捉来的鱼，四方面军总医院杨成元主动减少工资。南江县官禄乡苏维埃主席魏家乐，被别人诬告后，交出一本清清白白的账目，连没收地主家里的一把锅铲都有去路，他家分的田和房却是全乡最差。苏区抓党风政风、带社风民风，改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保持清正廉洁的革命本色，以优良作风纪律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2

纪律严明，执纪如山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32年12月，红军进入通江“，虽衣着破烂，疲惫不堪，亟待补给，但态度和蔼，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军纪严明”。先头部队入城，怕惊扰百姓，晚上在街道两旁屋檐下露宿。苏区建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政府开展常态检查。川陕省委建立巡视员制度，检查各级党员干部是否存在徇私舞弊、消极怠工、铺张浪费、作风败坏行为，并及时处理违纪情况。在巡视中，发现并纠正了“少数政府委员，在合作社吃饭不给钱，而且他家内的吃药也不给钱”等问题。苏区干部在违法违纪行为面前敢于坚决斗争，带头反对宗派主义、家长作风、消极怠工等不良现象。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苏区坚持“有违必惩、有贪必罚”的铁律，对任何同志不稍宽藉，惩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起到强大震慑作用。

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宣传群众传单

三

川陕苏区作风纪律建设的现实启示

执政党的作风纪律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川陕苏区的优良作风、铁的纪律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其做法对于当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具有重要启示借鉴。

1

科学的理论是作风纪律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党是在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党的各项建设包括作风纪律建设也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 和独特优势。”川陕苏区时期，马列主义和苏维埃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苏区党员干部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优良的作风及严明的纪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当前，我们党面临“两个复杂”“三个不纯 “”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要进行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要坚定“理论自信”，用我们党各个时期形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继续深入加强作风纪律建设。

2

完备的制度是作风纪律建设的刚性约束

川陕苏区积极探索建立一系列制度机制，有效规范了红军和苏区党员干部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修订、制发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形成刚性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党的作风建设中，要靠完备的制度来确保党员干部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防止和克服不良作风；在党的纪律建设中，要靠完备的制度来强壮党的肌体，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有效防止腐败发生。当前，党内制度已趋完备，关键在于落实，特别要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不断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和生命力。

“铁血丹心”雕塑

3

常态的监督是风正纪肃的重要保障

川陕苏区建立监察委员会，落实巡视制度，实现对各级党政军机关及党员干部的常态监督检查，取得很好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 督。” 近年来，党内监督体系日益健全，需要常态进行监督，强化执纪问责，增强监督效能，充分发挥巡视巡察、财务审计、舆论监督的作用，推动形成党内外监督的强大合力；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着力整治腐败和作风问题，持续保持“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高压态势。

4

严厉的惩处是反腐倡廉的重典利器

川陕苏区法纪严明，对贪污腐败分子严惩不贷，纯洁了革命队伍，教育了干部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用好严厉惩治这一反腐利器，才能形成震慑，使想腐败的人消除侥幸、心存畏惧、断掉念头。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长期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海晏河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人民群众的长期拥护支持。

5

典型的引领是形成清风正气的重要力量

川陕苏区军地领导引领各级党员干部树好作风、守好纪律，他们大公无私、清廉自守，带动形成了苏区清风正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之所以取得明显成效，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治局带头，以上率下，为全体党员干部作出示范。从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到“三严三实”践行等，都是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历史和现实给我们重要启示：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是作风纪律建设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关键少数”，要清醒认识自己的岗位对引领干部队伍风气和社会风尚的特殊重要性。要带头廉洁从政，强化自我约束，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廉洁自律准则等规章制度。要坚决克服特权思想，强化标杆意识，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同时，要注重在机关单位、基层群众、社会各界、各条战线中培树遵规守法、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先进典型，引领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罗之聪（巴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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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 | 伞铺街11号： 川陕苏区红色交通线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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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只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走进汉中市汉台区的伞铺街，这里熙熙攘攘，商铺鳞次栉比，是汉中市区有名的繁华商业街。然而在80多年前，这里却隐藏着一条重要的红色交通线，川陕苏区所需的粮食、药品、通讯器材等大量物资，都是通过这里辗转运抵，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汉中市档案馆收藏的杨虎城写给当年汉中红色交通线创始人武志平的信，以及武志平亲笔撰写的回忆文章《回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期的简要情况》（1983年5月15日《陕西党史资料通讯》第15期）等史料，可以确定伞铺街11号就是当年武志平从事革命工作时的居住地（1933年冬至1935年初）。在此期间，大量物资在此集结，然后再化整为零，分散运到大巴山深处的川陕苏区。可以说，它是川陕苏区红色交通线的起点，为根据地源源不断提供了给养，是哺育苏区发展壮大的大动脉……

01

20世纪初，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7年，陕南第一个党小组和陕南特委相继在汉中成立，革命星星之火在汉中大地点燃。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途经汉中到达川北，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汉中境内的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等，都属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频繁的战斗消耗，后勤保障遇到极大困难。1933年6月，武志平作为杨虎城特使（中共地下党员），代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以“互不侵犯”为重要内容的汉中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中共陕南特委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中共组织，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以伞铺街11号为起点，相继建立起通往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条是经南郑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碑坝，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南郑牟家坝、城固二里、大盘、天明寺，再经南郑法慈院，进入川北苏区。

1934年，国民党开始“六路围攻”，南郑通往川陕苏区的交通线受到很大压力。武志平在中共陕南特委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中共组织的帮助下，又开辟出红色交通线东线，以汉中伞铺街11号为起点，经城固县城、西乡县沙河坝、堰口、罗镇、杨家河、九打杵、镇巴县拴马岭、县城、毛垭、高脚洞、渔渡坝（后改为镇巴县城、九阵坝、长岭、降头山、黎坝）进入川北苏区。

02

红色交通线的建立，在沟通党中央、陕西省委和各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封锁，解决物资奇缺，争取战争胜利，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红色交通线，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大批重要军用物资和军事情报得以成功运送到苏区，一大批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被护送到川北苏区开展革命斗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保障粮食、药品、食盐、通讯器材等重要军需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苏区，也为了隐蔽起见，三条红色交通线都隐秘在崇山峻岭、苍茫大巴山里，道路崎岖蜿蜒，甚至根本没有道路，哪里隐蔽就走哪里。而往往越是隐蔽的道路越艰险，在伞铺街借助商业街的掩护，采购物资分散到11号集中，再化整为零分散出去，到了交通站再化零为整，然后通过人背肩扛，再把革命需要的电池、汽油、粮食、药品等物资辗转运往大巴山深处的川陕苏区。

为了确保红色交通线畅通，许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交通员，不仅付出了辛劳和智慧，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中很多人的姓名，我们至今无从知晓，但他们所创立的功勋就如巍巍大巴山一样，永远矗立在历史长河中。伞铺街11号作为历史的见证，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来源：各界导报老友周刊岁月版

作者：陈文军

监制：田东锋

审核：刘 菁

责编：李 旌

编辑：马 娜

海报：贾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