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Expert Column

2018年新开“名家专栏”

这是春节之后首发的微信文章，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老师的文稿，主要谈的是位于上海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府邸及其周边的住宅。

沪西的东平路旧时为法租界贾尔业爱路（Route Francis Garnier），筑于1914年，是以1880—1882年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贾尔业（B.Garnier）的名字命名的。

东平路不长，全长约400米，其中，东段从岳阳路到衡山路的那一段约200米。

原贾尔业爱路9号，即今天的东平路9号，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元首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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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尔业爱路9号蒋介石府邸

虽然蒋介石府邸所在处是法租界，中国人要在租界里建造或居住什么样的房子，未必能完全由自己做主，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国家元首，必须考虑居住区域的安全。

从岳阳路到衡山路之间，东平路的门牌号是1—11号，有独立的花园住宅10幢。

人们一定想知道，东平路的住宅是谁开发建设的？又是谁能够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成为邻居呢？

1937年《Shanghai Street Directory》（《上海街道名录》）有登录，花点力气，还是能够找到部分住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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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上海街道名录》登记的贾尔业爱路1—11号住户名单，

9号住户Mme Chiang Kai-shek即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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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地图

东平路9号是蒋介石、宋美龄府邸

上海城市建设档案馆收藏有东平路1号（后来改为2号）住宅的设计图纸，原说明“Residence R.Walter Esq at Corner of Route Ghisi & Francis Garnier”，意思是“为R.Walter先生设计的位于祈齐路（岳阳路）与贾尔业爱路转角的住宅”。

有人以为，这位R.Walter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代表和总教习。欧亚航空公司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公司，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发展中国航空的五年计划，外交部推荐德国汉莎航空公司（DLH，今汉莎航空公司成立于1953年，是原来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继承公司）。

1930年2月，中德签订《欧亚航空邮运合同》，由中德合资成立欧亚航空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中国持股三分之二，德国持股三分之一。

公司开通三条航线，第一条从上海经南京、天津、北平（北京）、沈阳，从苏联进人欧洲；第二条，从上海经南京、天津、北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从苏联进人欧洲；第三条，从上海经南京、甘肃，从苏联进人欧洲。欧亚航空公司同时还开辟了国内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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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上海欧亚航空公司从国外购进的当时最新式飞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德关系紧张，欧亚航空公司改为中国独资经营，1943年改称中央航空公司。

在1937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中，贾尔业爱路1号空缺，没有住户登记。只能作一个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德关系紧张，欧亚航空公司由中国独家经营，原来提供给德国代表的住宅归中国政府收回，可能作为政府官员的临时住宅，或作为某政府机构的办公用房，才不做登记。

如今这里是一家叫做“席家花园”的酒店。上海有多家称之为“席家花园”的餐馆，全部打着餐馆旧址是上海富商“席家”的旗号，这是商业噱头，无可厚非，也不必斤斤计较。不过既然要讲历史，那就应该将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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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路1号席家花园酒家

1937年《上海街道名录》登记的东平路5号的住户是Mr & Mrs Boissevain，可以查到，他是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

东平路7号的住户是Mr & Mrs Arthur Young和C.E.Christopherson，前一位的资料缺失，而后一位的工作单位是U.S.Departmentof Agriculture，也就是美国农业部派驻中国的农业顾问。

与9号蒋介石、宋美龄府邸西侧相邻的东平路11号的登记住户是Mrs B.Moss，可惜也没有找到她的相关资料，估计是蒋介石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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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贾尔业路7号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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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贾尔业路11号住宅现状，现在这里是餐厅

蒋介石、宋美龄府邸的面积较大，占地约1公顷，东南面靠近祈齐路（岳阳路），西面靠近贝当路（衡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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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市年鉴名人录》中记载：“黄郛，字膺白。浙江人。年五十七岁。内政部部长、南社社员。住祈齐路四四号。”

黄郛（1880—1936），字膺白，号昭甫，别字天生，浙江嘉兴人。1905年入同盟会，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是国民党元老。

黄郛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陈其美、蒋介石相识，并仿三国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拜金兰谱成为结拜兄弟。

1911年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府都督，蒋介石任革命军团长，黄郛任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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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

1927年，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一路凯歌，节节胜利。胜利在即，蒋介石必须为新政府的建立未雨绸缪。

在北伐军进人上海之前，黄郛就受蒋介石的嘱托，计划把上海作为即将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必须把上海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于是黄郛拉拢了一批幕僚，闭门谢客，草拟了一份《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

在此之前，“市”不用于行政区划或城市名称，只是指比“镇”规模小得多的“草市”、市场。

所谓的“特别市”，当然表示这个“市”有别于一般的“市”，而其对应的西文名是“great city”，就是“大市”，是直隶于国民政府的、特别的“大城市”。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5月18日黄郛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City of Great Shanghai或Shanghai Great City）市长。7月7日，上海特别市市政府（City Government of Great Shanghai）正式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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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8年后，黄郛历任外交部长、内政部长等职，1936年12月在上海逝世。

在1937年的《Shanhai Street Directory》中，祈齐路42号（即原来的44号）登记的住户是Mr & Mrs Esson M.Gale，他是Salt Revenue Department，即中华民国盐务稽核所的高级顾问。应该讲，在黄郛逝世后，中国政府把原来黄郛的府邸提供给这位盐税顾问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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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1880—1936）

祈齐路110号登记的住户是葛布生（C.D.Culbertson），他原来是科达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理，1927年与美商美丰银行职员、众业公所会员、师煌洋行老板等合作成立新丰洋行（SwanCulbertson & Co.），成立后就经营中国政府外汇、债券及地方债券。

而1927年也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年，显然新丰洋行有明显的中国政府背景。

今衡山路9弄内有多幢独立的花园洋房，以前地址为贝当路5—15号（单号），其中7、11、15号紧挨着蒋介石、宋美龄府邸。那么，这里的住户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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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地图中的衡山路9弄 与 1948年影像资料中的同一区域对比图示

根据1937年《上海街道名录》的登记，5号是Dr.&Mes J.C.McCracken和Miss Mary McCracken，这是一个父女俩开设的诊所。

7号登记的住户是Miss E.M.Knox和Miss Ruth M.Danner，她们的服务单位是“W.F.M.S.”，全名Women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M.E.Church，也就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女布道会，而这个“美以美会”与宋美龄家族信奉的基督教是同一个国家和宗派的基督教团体，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就读的裨文女塾就是长期由这个教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

9号登记的住户是A.D.Calhoun，是美国花旗银行的副总经理。

11号与15号登记的住户是Rev.&Mrs Chales L.和Rev.& Carleton Lock，他俩都是牧师，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任职。

13号登记的住户Mr & Mes H.W.Frick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大通银行”（TheChase Bank）上海分行的总经理。

蒋介石府邸北面的围墙则是“永嘉新村”，有两个门进出，北面是现在的永嘉路580号，西北面从衡山路23弄进出；而永嘉新村的另一个名称就是交通银行宿舍，是银行提供给银行高级职员的住宅。

蒋介石是国家元首，虽然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但是，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城市，蒋介石与中央政府的许多领袖人物应该或必须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府邸，尤其是蒋介石的府邸，必须考虑到保卫和安全。

从蒋介石府邸四周的住宅和住户情况分析，当时蒋介石的府邸设在贾尔业爱路，已经对府邸的安全有了全面的考虑，住宅四周的大多数住户是美国或有美国背景的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

坊间传说，上海的蒋介石府邸是宋子文为妹妹宋美龄办的嫁妆；又有传闻，与蒋介石府邸相邻的7号住宅是蒋介石的连襟、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住宅。这种无稽之谈，甚至已经被一些所谓的“学者”接受，并广为流传。

蒋介石是国家元首，在上海设立府邸是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即使宋子文有钱（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当时的宋子文也未必有那么多的钱），他也没有必要为政府买单；同样，根据中国人的习俗，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应该由男方置产、女方备嫁妆，宋子文为妹妹出嫁置房地产，明显就是嘲弄妹夫蒋介石，蒋介石和宋美龄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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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子文

在中国的宗法制度时代，民间的居住形式往往是以宗族集中居住的“大家庭”为主，但是在官场上，通常采取“分署办公”、“分府居住”的方式，因为下属和下人之间频繁或亲密的往来和接触，容易泄露机密、引起猜忌、制造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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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

所以，即使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是连襟、亲戚，也不可能居住和生活在太近的地方。事实上，宋子文的住宅在祈齐路、西爱咸斯路（永嘉路）路口，而孔祥熙的住宅在西爱咸斯路383和3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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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霭龄与孔祥熙

上海有许多故事可讲，许多故事也未必能讲清楚，本文只是一个尝试，只是抛砖引玉。如遇不妥之处，祈大家指正。

（作者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审读：丛绿 编辑：周雨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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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两到岳麓山 蒋介石

岳麓山作为长沙的风景名片，既是游人如织的景区，亦是众人膜拜的胜地。尤其山中安葬有大量辛亥革命时期的仁人志士，民国时期，大凡名人、政要到长沙，皆要登山览胜，祭扫英灵。

蒋介石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在实际统治大陆的22年时间里，曾七次来长沙，其中两次登上了岳麓山。

蒋介石第一次上岳麓山亦是第一次来长沙，是在1926年8月，此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中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7军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的接应下，攻入长沙，获得长沙战役的胜利，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临长沙督师指导。这年的8月12日凌晨，蒋抵长沙，先后下榻于原交涉使署和省长公署。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藩正街省长公署(清代布政使署旧址)。在长沙，他召开了著名的长沙军事会议，确定了第一期北伐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发表了《讨吴(佩孚)宣言》，北伐大军向吴系军队的总攻击开始。8月14日，蒋介石在唐生智、李宗仁等的陪同下在协操坪(今省人民体育场)进行了阅兵典礼，时因坐骑受惊而坠马，但并未影响蒋介石于19日兴致勃勃地登上岳麓山。这一天，他偕同苏联籍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北伐军总参谋长白崇禧、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张翼鹏、第8军第5师师长叶琪等，由军轮码头乘汽船渡河上山。在岳麓山上，他祭拜了民国开国元勋黄兴、蔡锷、刘岜涛等人之墓，并在黄兴墓庐就餐。还游览了云麓宫、万寿寺(麓山寺)、岳麓书院，观赏唐代麓山寺碑。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1926年8月19日，上午，游岳麓山，祭蔡(松坡)、黄(克强)、刘(岜涛)诸先生墓。以蔡为最优。在黄庄午餐，访云麓宫，规制甚小。岳巅万寿寺，残破不堪。岳麓书院今现为湖南大学(笔者注：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定名，其时岳麓书院门柱上挂有“湖南大学第一院”校牌。3月9日曾在岳麓书院讲堂举行湖南大学第一次开学典礼，时力主设立湖南大学的湖南省政府省长赵恒惕到场发表训词)，李北海碑尚在。归途遇大风，(晚)七时许，至行营，得前方战报，知我军己过汨罗江，正在追赶。”

《李宗仁回忆录》等书及一些文史资料均记录了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在长沙与唐生智之间的故事，游岳麓山的记录，似乎仅见于《蒋介石日记》，不过，细翻民国时期湖湘旧报，1926年8月20日的湖南《通俗日报》倒是以《总司令拜奠黄蔡两上将的墓》为题进行了简单报道。同日的湖南《大公报》也以《蒋总司令昨日游岳麓》予以记录。在登山前蒋介石固然有过不快，但在登山后，却接获北伐军胜利进军、突破汨罗江的捷报，此后，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国民革命军在汀泗桥、贺胜桥两战皆胜，不久更饮马长江，会师武汉。

蒋介石第二次登岳麓山的时间是1932年10月31日，为他第三次来长沙之时。此次来长视察，听取何键在湖南反共“围剿”的情况汇报，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他先后视察了何键在长沙修筑的军事防务，何氏创办的国术训练所(设又一村民众俱乐部)，以及周南、明德等三湘名校，并亲笔为之题词。30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视察了刚开业不久的国货陈列馆。31日，是黄蔡焦陈四先烈逝世纪念日，省府先期委派吴昌礼、彭树峰赴岳麓山布置一切。公祭筹备处原设祭堂在蔡锷墓庐，后因参与祭奠的人多了，地方狭窄，临时又改到万寿寺(麓山寺)正殿，31日上午10时，在中山纪念堂出席总理纪念周训话后，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与何键、刘建绪、李觉、陶广、曹伯闻、谭常恺等，以及省政府各委员会委员、省会警备部司令胡达、省会公安局局长彭灼，各机关科长、秘书，各届代表等200多人由中山纪念堂出发，分乘汽车直到长沙关码头坐汽船过河，在溁湾市上岸，分乘小轿上山，至五轮塔处下轿。蒋、何等乃步行至万寿寺(麓山寺)，略事休息，即入祭堂致祭，祭堂设于万寿寺内，上设黄蔡焦陈四先烈牌位，并悬“精神不死”花圈。11时全体与祭人员齐聚祭堂举行公祭仪式，由蒋介石、何键主祭，党政各要人各代表分列两旁肃立，由熊士鼎、罗钺等司仪，一时国乐腾沸，全程肃穆。先向黄蔡焦陈四先烈神位行礼，献牲、花、果、馔后宣读祭文：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立法院委员宋关龄率湖南省党部委员王祺、张炯、朱浩怀、谢祖尧、黄家声、彭国钧、彭运斌、萧逢蔚、孟庆暄、刘宾书，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委员曾继梧、叶开鑫、宋鹤庚、曹典球、吴剑学、曾伯闻、张开琏、谭常恺、朱经农、黄士衡、陈渠珍、余籍传，秘书长易书竹，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十六师师长彭位仁，十九师师长李觉，六十二师师长陶广，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湖南高等法院院长徐声金、湖南省会警备司令胡达等，敬具牲、礼、果、馔，昭祭焦、陈、黄、蔡四公之灵曰：呜乎，民治建极，实始辛亥。继鄂首义，高标异彩。变起仓卒，事后永哀。麓山夜雨，魂兮归来。显显善化，蹇蹇邵阳。望昭九有，勋迈一匡。出民水火，树国纪纲。天不憨遗，思何可忘。宇内多故，兵燹屡岁。岛夷猾夏。近祸尤厉，斯民托庇。国繋紫苞桑，遏寇锄暴。白日弥光，墓碑屹立。铜像巍然，祀事孔肃。精诚万年。尚飨。

关野贞1920年代拍摄的黄兴墓

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定名，其时岳麓书院门柱上挂有“湖南大学第一院”校牌

祭毕午餐。午后一时，与祭者一部分下山过河返城，因蒋及夫人欲游览麓山名胜。及黄、蔡等墓庐，所以仍留山中。何键、刘建绪、谭常恺等随陪。先到蔡锷墓，次到黄兴墓，其时黄兴先生长子黄一欧的夫人李女士预备了西乐祭品等候，蒋及何键率党政军各要人向黄兴墓行三鞠躬致祭，由李女士答礼。祭毕，照了一张团体照，留以纪念。再坐轿到云麓宫游览，再到刘岜涛墓，转到焦陈二墓，再到张辉瓒墓，一一拜谒致祭，并留影纪念。之后下岜涛亭，前往湖南大学。湖南大学先己派杨阜新博士赴山欢迎。蒋至校后，该校全体学生整队欢迎。

蒋出席大礼堂训话约半小时之久。

在训话中他希望全校学生本着湖南以往革命精神挽救中国，提高民族地位，做全国模范。青年学生要以“整齐严肃”精神求做人、救国的道理。并必须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加以修养。鼓励青年学生只要有真正的觉悟，残暴日寇不难战胜。古人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湘人不可妄自菲薄等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中国东北，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硝烟未散，正值国难当头，青年学生激愤飞扬时，身处内外政治漩涡中的蒋介石的训词中不免亦表明有抗日的态度，以安抚情绪激昂的学生。

在湖大讲话后，时已六时，蒋因岳麓山为名山胜地，古人讲学之区，空气较长沙城内新鲜，故暂住张辉瓒墓庐藉以休息。何键、朱经农、曹典球等则住万寿寺。其他人下山过河返城。10月31日这一天，正值蒋介石45岁生日。当天的岳麓山之行，第二天的上海《申报》、湖南《大公报》、湖南《通俗日报》等均做了相当篇幅的报道。蒋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也予以记录。实录如下：“1932年10月31日，周一，提要：雪耻，人定胜天(“九一八”后的每天蒋氏必在日记前写上此句)，社会记事：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气候：晴，温度：七十五度。上午到中山纪念堂，纪念周后讲演约一小时。毕，往岳麓山，祭黄蔡焦陈各先烈后，在张石候墓庐住宿。下午由蔡墓经黄墓再至云麓宫，眺望湘江，极一时之胜，而感今昔之情，不禁怅惘系之。到湖南大学讲演，以“忠孝廉节”与“整齐严肃”一大学内所刊古石为题，勖勉诸生。近日屡悔致力于教育之不早，以致国事无从收拾，而不能不恨一般长衫老党员，以教育界先辈与文人自鸣者，不及早提倡，而使近日党国败坏至此也。”

平心而论，民国时期时高等教育事业能够得到发展，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得以保全并发扬光大，作为当时中国最高主政者的蒋介石及其政府是给以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的。如“战时教育作平时看”“贷金制度”以及与岳麓山相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故宫文物西迁等，均显现了蒋氏对教育、文化的关切、注重。

11月1日上午九时蒋等人始过河赴协操坪检阅第四路军在长沙的部队。

这之后的1936年4月27日，1938年10月至11月，1939年的10月蒋三次来长皆因军情危急行色匆匆，未能再上岳麓山。

1930年代的岳麓山

【来源：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官网】

蒋介石奇遇一块老碑，系刘基所留，老蒋读完浑身发抖 蒋介石

“大功谁及徐将军，神机妙算刘伯温”。刘基，字伯温，他是一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他是明朝开国功勋之一，大明朝的基石，大明第一谋臣。朱元璋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可谓是居功至伟，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

而在中国的民间，素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之说。刘伯温之所以在民间的声望如此之高，跟其具有的传奇色彩是有关的，在民间，刘伯温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奇人。

刘伯温曾写了一本非常有名预测书，这就是著名的《烧饼歌》。“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烧饼歌》用四十余首隐语歌谣组成，据卦撰词，从一定的“象数”规律排来，涉及到“象、数、理、占”的入化应用，也是前人“观象玩占”的遗著，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难于理解，视为神撰。

除了《烧饼歌》外，刘伯温还有许多预言流传于世，其中有一个预言常在茶余饭后被人们所提及。此预言就是被发现最晚，预测中国未来的著名的《金陵塔碑文》谶碑。刘伯温留下一谶碑，六百年后被蒋介石发现，老蒋读了碑文后浑身发抖。

金陵塔，为明代刘基（伯温）所建，地址在南京城郊，至民国时，已约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民国十六年（1927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率领黄埔官兵组成的北伐军攻打南京。攻入南京前，蒋介石下令黄埔将士在城郊的金陵塔附近扎营休整。

一天深夜，一些士兵在金陵塔附近宿营时，忽听塔内发出凄厉怪声，惊扰士兵不能入眠。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士兵就急忙把夜里发生的情况上报给长官，长官又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闻这个异状后感到非常的吃惊，遂决定亲临金陵塔查看。

蒋介石亲临金陵塔内查看后，脑子一热，竟下令拆塔。老蒋说：”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把这金陵塔拆了。”

老蒋的命令下达后，将士们开始奉命拆塔。不曾想，在拆金陵塔的过程中，将士们在塔底基座处发现了一块石碑。这石碑上的碑文按时间顺序预言了二十世纪以后在中国发生的主要事件、人物和时间，其预言的详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而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就是其碑文的开头第一句就提到了蒋介石的名字。

碑文上刻着：“金陵塔，金陵塔，刘基建，介石拆。拆了金陵塔，军民自己杀。……日出东，日没西，家家户户受惨凄。德逍遥，意逍遥，百载繁华一梦消。红头旗，大头星，家家户户吊伶仃……民三民十民三七，锦绣河山换一色……”

老蒋读了这碑文后，浑身发抖。看到碑文第一句有“介石拆”这三个字后，他差点跌倒，只觉得有凉气从脚底下窜上来。后来，惊魂未定的蒋介石下令把这石碑砸碎深埋，并让侍从官把碑文手抄进行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