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彩陶是仰韶文化时期人们使用的一种陶器，是我国新时期时代的代表，是一种杰出的美术工艺品。它是以黄河岸畔独特的陶土资源为原料，采用民间原始制陶工艺和现代科技工艺。主要产品为仰韶彩陶仿古系列及反映黄河两岸民俗风情的雕塑系列和具有现代审美情趣的陶艺系列。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用慢轮修整口沿，在器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

你可曾见过山西的仰韶？明天，到太原市博物馆探寻“彩陶花魂”！

▲太原市博物馆外景

1921年，

仰韶文化横空出世，

世界看到了华夏文明诞生时的光芒。

仰韶文化，

最初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被发现并命名后，

陕西也发现著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

而山西也没有落后，

仰韶文化遗存不时面世。

最新的发现，

是不久前在太原市发掘的镇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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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发现史前聚落，一学校工地挖出 ‍ 仰韶文化遗址！

5500年前的“居民”住这样的房子！

山西，

还有多少这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光环和轨迹？

11月20日9:30，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

将在太原市博物馆带来一场精彩的讲座：

探寻彩陶花魂的奥秘 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本次讲座，

由太原市文物局主办，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

太原市博物馆协办。

届时，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将采用全媒体阵容

进行多平台现场直播。

▲太原市镇城遗址出土的彩陶罐

本次讲座，将介绍山西仰韶时期的考古工作及考古成果，并围绕仰韶时期考古工作的发展来具体介绍此时期的重点考古遗迹，比如现存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枣园文化、掀起波澜壮阔彩陶艺术浪潮的庙底沟文化等。

本次讲座将面对公众开放，根据太原市疫情防控政策规定，保证参会人员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前来参会的人员请提前在太原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并自觉佩戴好口罩，配合做好测量体温、登记信息、出具健康码、行程码等工作。

▲三门峡仰韶文化博物馆举办

“花之蕊——豫晋陕仰韶文化核心区域考古成就展”中的

山西参展文物

讲座信息

讲座题目：

探寻彩陶花魂的奥秘一一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讲座时间：

2021年11月20日上午9：00—11：00

主讲：薛新明

薛新明，山西临县人，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山西文博拔尖骨干人才”、山西“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山西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

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工作，主持了四十余处古代遗存的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其中枣园遗址是迄今山西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荣获了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曾参加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指南针项目—古代盐业的创造与发明”等国家级课题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发掘报告80余篇，主编的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清凉寺史前墓地》（全三册）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2018年获得两年一度的“山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

讲座内容：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南北狭长，西以滔滔南下的黄河为堑，东有巍巍太行山作屏，中部是低山、丘陵隔开的小型盆地，素称“表里山河”，西南角的陕晋豫交界地区为古中原核心，北部是农牧业交汇融合的互动舞台。

山西仰韶时期的考古工作以1949、1990年为界经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有重点目标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枣园文化，分布在晋南与豫西地区，当时的村落绝大部分规模较小，经历了艰难的创业和以翼城北撖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发展，部族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陕晋豫交界地区与来自陕西关中的半坡文化发生了交流与融合。不同的传统激发了先民们的生活热情，以芮城东庄村为代表的部族综合了北撖、半坡两大流派的特色，形成了著名的庙底沟文化，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彩陶艺术浪潮，这个既浪漫又务实的强盛集团将他们的文化理念以极快的速度向周边扩展，不仅通过吕梁及晋中盆地边缘向北传播，在大同一带与其他部族融合，而且影响所及东到大海，西上甘青，北抵大漠，南越长江，创造出史前时期绝无仅有的奇迹。进入仰韶晚期阶段，庞大的庙底沟文化集团分化为不同的地域文化，为后来的社会复杂化与文明的起源做出了重要贡献。

报名方式：

接下来推出的是，

由薛新明先生撰写的文章：

山西仰韶时期考古的成就

本文站在中国考古百年历程的视角下，

结合山西仰韶时期考古工作的进展，

将我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

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

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

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山西地形地貌图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东西宽约290公里，南北长达550余公里，大部分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境内各种地貌类型齐全，山地、丘陵占三分之二以上，西以滔滔南下的黄河为堑，东有巍巍太行山作屏，西南角黄河折向东流形成晋豫之界，北出塞外毗连内蒙古大草原，中部是低山、丘陵隔开的小型盆地，素称“表里山河”。随着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整体气温与湿度的变迁，各地生存条件也有变化，农牧业交界地带南北移动，是二者交汇融合的互动舞台。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1926年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特殊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不同区域的发现数量和发掘地点并不平衡，晋南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最早，发掘地点也最多：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南侧和垣曲古城盆地比较集中，这些区域内聚落分布均匀密集，其他地区的遗址相对较少，规模也小，只有晋南的文化已经比较强盛时，才通过西部的吕梁山区、中部的盆地边缘地带向北传播。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个仅有一百年发展史的年轻学科，考古资料积累的主要手段是田野调查、发掘。各种遗存的发现、收集、整理和分析是对第一手资料最早进行的研究，调查、发掘报告是最直接和最接近发现、出土真实状况的认识；综合某个遗址、某类遗存的特点并和其他与此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认识更加全面、更有深度，资料积累与综合分析二者缺一不可。

考古工作的方法总是在摸索中不断改进，多年来，学者们对相关课题的分析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从微观研究到宏观概括都有卓有成效的见识，但在每个特定的阶段，工作条件、主要目标、规划布局和研究思路具有时代特色，收集到的信息和公布于众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必要将具有阶段性特点的工作范式及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可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划分为以下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6年李济等先生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

▲第一阶段主要工作位置示意图

由于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刚刚起步的现代考古学缺乏一个安定祥和的外部环境，仰韶时期考古发现和研究自然受到了局限，但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先生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先生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先生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先生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

▲西阴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掘后方内壁面总图

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先生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其实是一种多学科的探索，西阴村的发掘是地质学家袁复礼与李济先生合作完成的，不仅复原了遗址区的地质地貌，对石器原料也有研究。发掘结束后，他们将出土的软体动物和蚕茧分别请有关专家鉴定，1928年，李济又把那半个蚕茧带到美国华盛顿，找专业的机构去检测。多学科合作研究的理念和采取的方法为后世打下了基础、开了先河。

▲半只蚕茧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疑古学派对中国古史的质疑催生了一些学者对传说时代的考证与考察，李济对汾河流域的调查基于对传说中的尧舜禹夏的追溯，但史前遗址的发掘客观上奠定了这一区域在考古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先辈们坚实的步伐具有奠基意义。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三十年和后十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第二阶段主要工作位置示意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西的地方文物部门陆续建立，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以极大的热情对辖区内的古文化遗存进行了摸底调查和登记，来自地方文化或艺术单位、具有初步文物保护意识的人员深入基层，仔细调查核实并回收文物。为了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相关部门派人参加了国家组织的短期专业培训，具备了较系统的文物知识，很快成为业务骨干。

由于山西历史时期文化积淀厚重，文物保护兼顾的范围较宽，接受培训的绝大部分人从事了晋文化、北朝文化的探索研究，对史前时期的关注相对较少，由于没有宏观计划和预设目的，发现史前遗存的地点又比较分散，见于报道的简讯、简报水平差强人意，未开展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然而，这些零星线索的可信度甚至超过后来的调查资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西王村、东庄村

本阶段前三十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1981年，苏秉琦先生与殷玮璋先生合作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划分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六大区系，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其中的中原地区中心在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这里正是孕育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是最早践行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地区之一，通过太谷白燕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汾阳杏花遗址和墓地的小面积发掘和汾阳、娄烦、离石、柳林等地的专题调查，初步建立起了晋中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春秋时期古遗存的排序。同时，对垣曲古城盆地的东关遗址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规模发掘，实证 山西西南部确实是仰韶时期的核心区域之一。

▲古城东关遗址Ⅰ区1984年秋季发掘现场

本阶段后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有了增加，但仰韶时期的调查与发掘范式没有变化，可喜的是，考古队伍中有了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考古工作者，尽管工作能力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提高，短期内还无法成长为主持重大学术课题的核心成员，但活泼的思想和扎实的基础决定了他们将会大有作为。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第三阶段主要工作位置示意图

在这一阶段初期，从业者通过不同方式接触到了国际上的一些考古新思潮，开始反思传统工作方法的得失，设计适合中国实际的模式，理念悄然发生了变化，虽然以构建物质文化序列和谱系为主要目标的工作仍旧是基础，但课题涉及的领域多样化，力图通过各地遗存表象的差异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多角度、多侧面地探寻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进步，梳理文明化进程的详细过程和关键节点，揭示引发各种变革的机制和动力，认识古人的审美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社会制度，进而复原具体的社会面貌。仰韶文化研究是最早引进新观念的领域，随着参与学者不断增加、技术手段逐渐丰富，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日益默契。

新的研究目标对原始资料的要求比较严苛，田野发掘工作模式也慢慢有了更新，基于国家控制主动发掘数量的实际情况，改变首先在配合基建工作中体现出来。

1990～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将一些新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在试探和摸索中调整发掘的思路，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这种模式在配合小浪底水库建设的垣曲盆地诸遗址发掘中得到延续，对小赵、宁家坡、上亳、苗圃、下马等村庄当时所在地（现在这些村庄虽然名字未改，但大部分都因水库蓄水而迁移）的发掘，发现了从枣园文化的小小农家到仰韶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夯实了仰韶时期晋豫交界地区在中原的核心地位。

▲枣园文化的陶器 长颈蒜头壶

▲1998年北撖新石器时代遗址房址F2

▲上亳遗址2002年发掘I区平面图（由东往西）

在实际工作中，年轻考古工作者得到了锻炼，积累了实践经验。近年来，各单位引进了许多新的设备和技术，更新了工作理念，不仅开展了航拍、航测、三维摄影建模，而且对重点堆积单位内的填土全部过筛，系统采集孢粉、植硅石、浮选的样品，人类骨骼、动物遗骸等专业类别的检测标本；研发田野考古工作网络平台（网络版数据库），将文字记录、测绘记录、影像记录统一收入数据库，系统、完整、有效地保存发掘过程、遗存出土状况的原始资料，为后期查询、检索、分析提供便利，彰显出整个学科的进步。

根据具体遗存的实际情况，邀请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参与工作，用各自熟悉的科技手段收集标本或记录遗物出土时的信息，对古代社会的不同侧面进行科学分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复原、种植作物的甄别、饲养家畜的鉴定、生产工具的改进、基础工程的流程、生活方式的变革等内容分别进行剖析，以详细的观察和精确的数据力图恢复古代社会的原貌、仔细梳理当时的生产体系，深入探讨社会的发展机制。新的思路和理念正引导着田野考古工作与学术研究的总体走向。

在新理念指导下， 晋南地区重要居住址、墓地的发掘工作有了较大收获。2003～2005年发掘的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揭露了355座分属四个时期的墓葬，第一期瓮棺葬的葬具特点说明枣园文化晚期至北撖早期，不同的部族在陕晋豫交界地区频繁互动，催生了初期的庙底沟文化。

▲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发掘现场

2016年， 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桃园遗址五边形房址

2019～2021年， 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以一条河流或某个地理单元为工作范围的专题调查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进展。2002年秋和2003年春对芮城寺里—坡头遗址的调查，为后来的大规模发掘打下了基础。2000年～2006在，对垣曲、运城两个盆地进行了区域调查，重新审视中原核心区域聚落的布局变化，反映了在数千年间文化的起伏与盛衰。多学科参与、运用新技术收集全面信息的模式对探索聚落之间相互关系、探讨区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还原一定阶段内社会分层及机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师村遗址出土石雕蚕蛹

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2003年，在西距黄河约200米的吉县沟堡遗址清理了两座残存部分范围的半地穴式房址，发现了一件底边呈喇叭状筒状陶塑人面形器物，整体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墓葬或祭祀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

类似的房址1991年在 晋冀蒙交界地区、桑干河支流御河边的大同马家小村也曾发现过，两地发现的陶器均属于庙底沟文化，沟堡的器物比较典型，而马家小村的陶器形制却有一些东北地区的元素，分别发现于南、北吕梁山区的遗存为研究中原文化向北传播的途径、与北方文化于无声处的相互渗透、文化的远程交流等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揭开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长期对峙与融合的大幕，完美地印证了苏秉琦先生“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远见卓识。

近年来， 吕梁山中段岚县荆峪堡、离石德岗等遗址的发掘，证实这里至晚仰韶中期已经得到开发，德岗遗址七座面积大小不一的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颇具仪式感和象征意义，到底是建筑技术或理念的需要还是其他特别的精神诉求？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

▲吉县沟堡遗址陶塑人面形器物

▲离石德岗遗址发掘区远景

晋中盆地的发现多见于周边地区，据史籍记载，历史上太原盆地中心位置有一个“昭馀祁”泽薮，汾阳杏花遗址和太原市区北侧的发掘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太原盆地的边缘地带有人居住，霍太山的低山丘陵是晋中和晋南地区同期文化交流的媒介；至仰韶晚期，盆地边缘的清徐、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灵石等地都有一定规模的聚落，向北已经越过石岭关进入忻州盆地，成为南北部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通道之一。

2006～2008年，区域调查新方法运用到 忻州盆地北部的滹沱河上游，通过系统调查，结合定襄青石、原平辛章等位于盆地边缘区域遗址的发掘资料，证实这里仰韶晚期才得到开发，或许与太原盆地类似，当时忻州盆地中心也是湖水或沼泽，南北交流是通过盆地边缘达成的，仰韶晚期为龙山时期大规模进驻忻州盆地中心区域进行试探性开发。

▲定襄青石遗址发掘现场

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还处于摸底阶段。1997年，在上党盆地之东山口位置的黎城东阳关遗址发现了少量仰韶晚期的遗存，后来的调查或发掘比较零星，但以河流为调查单元、以聚落发掘为目标的理念在工作上得到实施。上党盆地与东部文化联系密切，东部重峦叠嶂的高耸峭壁并没有阻挡山上与山下部族的交流。位置偏南的晋城地区与晋西南黄河北岸的丘陵或低山接壤，文化特点与陕晋豫交界地区比较一致，但我们对这里仰韶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还比较粗浅。

通过以上各地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改变了以前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其他地区文化序列的被动局面。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仰韶文化最早提出时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定位十分宽泛，从目前的基本情况来看，不仅到底应该称其为时代还是文化，而且具体的表述学术界还有分歧；属于这一时期的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在争论；能不能将庙底沟文化及其所在区域称为“最早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仰韶时期起迄标准的界定、再分期都有些模糊。

近年来，学者研究涉及的领域有了扩展，对考古学资料的解析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涉及仰韶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阶层分化、各种规模聚落之间的差别、上层人物的社会活动、经济形态的差别、社会结构演变等宏观课题；也有人对具体区域、遗址与古史传说、神话故事进行对应研究；还有人梳理各个阶段人类的心智发育、思想意识及世界观等上层建筑方面的进步。从考古学传承民族传统、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目标来看，这些无疑都是有益的，然而，至少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水平仍然有提高的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相信随着学科的进一步成熟，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格局、底蕴会有提高，我们必须与其他学科学者默契合作，将各自的优势集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解析，必然能够更深层次地探求历史或事物本身的本来面貌。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消息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轶琼

论文/图｜薛新明

原载于《文物世界》2021年2期

海报制作｜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赵曼迪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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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台陶鏊：仰韶先民的烙饼史

5月25日，我们参访位于荥阳广武镇的青台遗址。

早此五六年，我曾经在黄河边上的楚河汉界盘桓过一段时间，从郑云高速广武站出口，左向古荥、右转广武。这两个在中国战争史上声名显赫、同在黄河之滨的名镇，常常在当地耕者渔者的口中飞沙走石，各有千秋。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我们的来访做出了精心安排，使整个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

青台遗址位于广武镇青台村东，向北隔邙岭距离黄河3.5公里。我们从渑池一路踏访下来，验证了专家或资料中的一个共性认识，沿黄河一线所有的规模性仰韶遗址都突出地面形成高地，无论仰韶村、双槐树、大河村，包括本文所指的青台，概莫能外。

青台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文化遗存，距离现在约5500—5100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带有郑州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

与时下鼎鼎大名的双槐树河洛古国相比，青台的名气似乎内敛许多，但是它的发掘过程，显然是一部布满时代烙印的仰韶文化考古史。

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遗存并以“仰韶文化”命名后，他的团队开始继续沿黄河上下发掘。安特生的步履更多地行走于中国西部，团队成员TJ阿尔纳（瑞典人）来到了青台，他曾在遗址南部发掘，这个过程在他的著作《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中有记载。此后的1934年、1951年、1981年，考古队走进、走出，又先后经历战乱、文革、农田规划……九蒸九焙，九死一生。

那么，青台究竟有什么？！

壁龛之中的彩陶罐，究竟盛装什么？

青台遗址门口挂有两个牌匾，其中，一面是“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郑州工作站”。这是因为在此发现了距今5500年的丝织物残片，这是人们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丝织品，并且还不是孤品。

古代中国的传说中，相传养蚕是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的，这样的物证，正好可以将仰韶时代与黄帝文化高度契合，反映出那段时期生产力的进步。

除了丝织品之外，青台还出土了著名的“北斗九星”奠基陶罐。近期奔赴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瞻仰的人们，如果留意，一定会看到展板上双槐树和青台两处的“北斗九星”比较图，只不过，前者出现于居住区，后者出现于墓葬区，但是两者的理念信仰却同频共振。

参观包括“北斗九星”在内的墓葬区和生活区行程中，我们看到了一座面积宽大的墓室，在墓主人头部的地方挖出一个壁龛，工作人员说，这里原本放置仰韶彩陶和陶豆。内置仰韶彩陶和陶豆，以今人的目光观察，正是一壶一杯的形制。在发掘后已被送到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储存物分析。

据介绍，这样的壁龛设置是目前所知仰韶墓葬中的个案，在后世中当然也有出现，但是壁龛显然是精心设置的，比这里的外观要精细得多。

在储存物科研成果尚未公开之前，我们不妨大胆揣测，这极可能是先民奉若神明的彩陶美酒！因为古人相信，只有它，才能完成与上苍的信息对接。

青台陶鏊，1万年前的烙饼史

今天的仰韶酒九粮工艺，取材于“四米三麦，一豆一粱”——大米、小米、玉米、糯米、大麦、小麦、荞麦、豌豆、高粱。工艺设计者自信产品成长在中国最好的粮食产区，四季分明，天时地利人和兼得，物阜民丰。

发掘于青台的陶鏊，可以进一步佐证：这是对的！

1981年，时任青台遗址发掘队领队的张松林和他的队友张小玉，发现了一件奇怪的陶器，这件陶器出土于灰色填土中，样子呈覆盘状，下面有三个瓦状足。这件陶器内壁粗糙，外壁光滑，内壁上有一层由于火烧而凝积的黑灰，外壁上结有一层薄薄的锅巴状物。张松林立刻联想到1979年在点军台遗址发掘时出土的一件平底盘，形状似现代烙饼的鏊子，但是这件器物发掘时三足腿已经损坏，只留下痕迹。两者联系起来，张松林推断这是一件5000多年前，原始人类使用过的陶鏊。

在研究了大量的有关陶鏊的考古材料后，他写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鏊研究》等一系列论文，从而将中国烙饼史的起源追溯到1万年之前。这个发现使我们对先民在黄河岸边的生产、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仓禀丰实，麦黍生香，我们的祖先那时就吃上了烙饼。

在洛阳王湾的那期文章中，我们曾经略述了陶鼎到青铜鼎的变迁史，它本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普通炊器，之所以后来演化为重要的礼器，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并发展的社会条块结合分化及竞争性宴饮有关。竞争性宴饮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手段，具备拉拢下属、巩固联盟和获取政权的名利功用。

而陶鏊在经历后世数千年的变化后，只是从陶器到金属，在地位上只能远望青铜鼎项背，也因为这个原因，它融入于大千明月苍生黎庶，和今天的仰韶彩陶坊酒一般，活跃于阡陌纵横的万家灯火之中。惟其不争，故得永生！

王见宾

开封：在宋文化的浓彩下寻找仰韶文化底色

美国人比贝波特在《黄河之旅》中，以游记的形式写到了开封，那是1991年的4月，他骑车、乘船，兜转柳园口、开封铁塔、龙亭、禹王台，以《开封：穿越到北宋》为题向西方社会传播古都文明。

相对比贝波特的自由行走，随机访问，我们来开封，更深切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忱与真诚——出行前一天，我们向市委宣传部表达采访诉求后，由新闻科协调，市文物局与河务局很快回应沟通具体细节。

寻找开封的仰韶文化遗迹

7月21日，我们先来到州桥及汴河遗址工地，当地人介绍这里是水浒中“杨志卖刀”的所在，这种解读让人顿生融入感。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可知北宋晚期州桥的位置及其建筑情况：“次日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

州桥下即汴河，汴河是大运河的主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是一条流动的文化之河、兴盛之河，它贯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将江淮一带的粮食与物资持续运往都城。

接待我们的曹主任是考古学博士，她兴趣盎然、如数家珍地向我们描绘州桥遗址给古都考古带来的里程碑式变化——在汴梁城的腹心，在“城摞城”的深处，终于找到志书记载的宋朝真迹。在此出土的宋代官瓷，从器形到釉色，再到杯盘上绘制的花鸟虫鱼、辞赋神采，直让人想起大宋朝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悠然慢生活。

离开遗址工地后去开封黄河河务局，五位长者已经在会议室等候多时，他们的年龄从78岁到92岁不等。依照发言次序，这五位老人分别是乔操然、兰正行、曹文翔、吴立峥、靳景华，他们毕生与黄河为伴，看守黄河、治理黄河、服务黄河。话题联系在一起，就是一部黄河发展的近代史。

92岁的乔操然是离休干部，曾任开封黄河河务局办公室主任，参与过1985年的《黄河志》编写。他背诵了治黄前后开封民间的变化。原来是“家住南北堤、户户门朝西。女人编江蒲包，男人捞虾米”，现在是“家住南北堤，户户有新居。胜似小江南，塘坑变良田”。

78岁的靳景华曾任开封市河务局总工，他报告了一组数据，从新中国成立到2010年，治理黄河所使用的土方量为10260.4万立方米，这个体量如果做成1米高1米宽的土垛，可以绕地球2.614圈，开封市周长14.14公里，可以绕7126圈。

从大禹治水到林则徐、冯玉祥在此治黄，黄河在开封有说不完的故事。但是就《仰韶与黄河》而言，仰韶文化在哪里？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在此互鉴交流

行走在开封，宋文化是这座城的骄傲，延续167年的北宋王朝，给这座城池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这座城淹了一次又一次，幸存下来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回来，在被黄土掩埋的旧城之上筑造新城，新城的式样，离不开宋代的亭台楼榭，今天，在城中的很多地方，仍然可见。

在浓郁宋文化色彩下寻找仰韶文化的底色，路径很不平常，但是既然有仓颉造字的传说和遗址在此，那么，这里一定就是仰韶文化的流播之地——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史官，造字也是黄帝时代的一个重要文明成果。根据黄帝研究专家刘文学先生的著述，黄帝时代约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以此来说，早在史前的仰韶时期，今天的开封地界已在黄帝治理之下。

现在的考古成就显示，1992年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与开封市文物考古队、尉氏县文物保管所联合对（开封）尉氏县大营乡椅圈马村东南台地进行发掘，发现该遗址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体文化因素的颍水类型早期文化遗存，它包含一定的仰韶文化因素，时代约相当于仰韶文化大河村三期晚、四期早段。

此外，在（开封）杞县发掘的竹林仰韶文化遗址，1986年被确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片282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出土了泥质红陶壶口沿、加砂灰陶罐以及用手控制经慢轮修整的泥制红陶、灰陶片、磨光陶片……

这应该是仰韶在开封仅存的果实。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魏兴涛说，在史前期开封这个地方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分水岭，仰韶文化由西至东传播，在这里与大汶口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并存，典型性仰韶文化在此已经出现变化，数量相对不多。当然，开封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也是一个原因。

在专业解读之外，综合采访经历，笔者以为，黄河在历史上发生的决口也把仰韶文化的实物遗存深深地埋在了地下，黄河泥做成的彩陶，又回归于黄河。

而且还有一则史实说明能够旁证：1927年在开封设立的河南博物馆，是除故宫博物院外全国第二大博物馆。抗战爆发后，为避日军劫掠，河南博物馆从馆藏中选出五千六百多件珍品，一千四百多套图书拓片，分装在六十八个大木箱中，先运到汉口，后辗转至重庆。最终的结果是，留在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下落不明，运至重庆的文物随着国民党军全被运到了台湾。

今天的台湾故宫博物院中，那些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遗产，应该是从开封过去的吧，而近几年举行的“仰韶文化宝岛行”，豫台文化、友谊、合作的舞台，两岸的彩陶一定是见过面的！

王见宾